博客首页|TW首页| 同事录|业界社区
2015-01-21

文/王云辉

2015刚开年,沈阳、济南、南京等城市就分别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上海、北京等地交通管理部门与打车软件的交锋也日趋白热化。在这些事件背后,是市场和管制的激烈交锋。

事实上,出租车罢运并不鲜见,自2005年以来,安徽、重庆、海南、甘肃、四川、江苏、福建、浙江、江苏等多地,均发生过出租车罢运事件。在国外,出租车罢运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围绕出租车的牌照管制与利益博弈一直未停息。

和过去的罢运一样,出租车司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只不过,这一次他们针对的不再是份子钱,而是正处身风口浪尖的“专车”。

与上世纪50年代纽约出现电话约租车一样,通过预定专车的方式,打车软件成为市场里的新“鲶鱼”,虽然没有改变基本业态,但却令行业内的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导致既有的矛盾加剧爆发,新的矛盾也叠加产生。因此,作为既得利益者,出租公司和部分司机选择了抵制“专车”,希望通过行业变革增加出行便利的公众,则再一次大呼“取缔出租公司”。

可问题是,基于这两种对立情绪的解决思路,真的能解决现实问题吗?

新技术的竞争将始终存在,并促进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而牌照管制也不可能真正取消——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有出租公司,就连全部出租车司机都是个体经营者的伦敦,也有出租车司机协会负责行业管理。

一味抗拒所有新兴模式,或是粗暴推翻管理体系,都不可取。我们更应该深思,为何中国出租车会引起从业者与民众如此大的负面情绪?

归根结底,出租车的管理责任主体本该是城市管理者,他们却过度放权给出租公司,导致出租公司的定位模糊,既要获取利益,又要承担公众责任,没有政府部门的权力,却要代行政府管理行业职能,最终导致矛盾丛生。因此,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出租公司,而是政府部门在监管职责环节的懒政与弊政。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行业也并不鲜见。出租车行业的矛盾爆发,在于互联网力量的强势进入,对一直勉力维持现状的监管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而这样的冲击,将在越来越多的行业,越来越密集地持续出现。

一个例子是,过去2年来,互联网已对中国金融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自国务院至央行、工信部、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委,都不得不跳出传统线下监管思维,重新将互联网金融完整、彻底地纳入行业制度体系和监管框架。

直到现在,中国的政治管理体系仍习惯于条块化的垂直监管体系与相对封闭稳定的产业生态。但移动信息技术的普及与渗透,已让各个行业的效率大幅提升、产品形态明显变化,商业模式全面调整,甚至跨领域的业态整合也已普遍化。信息流动性冲击正在动摇各个垂直领域的产业与利益格局,进而引发市场动荡,乃至政、企、公众之间的矛盾激化。

这对中国政府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只有跨地域、跨领域的全局统筹,以及更快速反应、更具普适性、着眼于信息与现实结合的政策设计与管理落地,才能更好实现各个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愿景。

总之,互联网背景下的治理问题正在考验政府的智慧。

2013年度最佳IT原创自媒体

2014年度最佳新媒体人

国资委微公益行动联合发起人

2015-01-19

文/王云辉

对中国通信行业来说,已经落幕的2014年,是转型的关键一年。

TD-LTE商用、虚拟运营启幕、铁塔公司成立、宽带接入开放、营改增实施、国资委考核指标调整,除了FDD—LTE牌照发放,几乎所有的政策靴子,都在2014年底以前落地。

可以说,在2015年,整个行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常态:政策环境的调整变革告一段落,进入冷却期,围绕运营商人事和市场层面的竞合,则将取而代之成为焦点。

伴随部分运营商高管退休或调迁,以及通信反腐风暴扩大,运营商的人事结构。比如,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1个月内,联通已有张智江和宗新华两个实权大员落马。

当然,对运营商们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业绩的压力和业务的转型。4G网络投资需要不断投入和补贴,话音的下滑仍在持续,流量的收入正在爆发,而增值业务依然没有找到通往新蓝海的突破口,不管是划小承包还是调整KPI,不管是融合通信还是易信,运营商的变革努力都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三兄弟之间的博弈还会一如既往激烈:通信永远离不开运营商,我只要比你快一点,就已经足够了。

而当运营商的战略变化传递到市场,整个行业生态也跟随前进。

在2014年,设备商日子很好过,4G基站不愁卖,手机商日子很难过,断崖政策之下,不得不舍下血本清库存,一边春暖花开数钞票,一边还在严冬里苦熬。

而在新的一年,设备商的好日子仍在继续,一边享受着4G建网的红利,一边策划5G再干一票,手机商依然难熬,步调踏错的厂商要么离场,要么收缩规模,消解完压力的大厂商也只能迎着越来越激烈的成本式搏杀,一边加快冲击高端市场以提升利润,一边为了保持出货规模,在低端长尾陷入日益惨烈的PK。

总体来说,2015将会是手机行业这一波发展周期中,大洗牌最彻底,市场最惨烈的一年。

至于已经入场的移动转售商和民资宽带接入公司,2015年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新鲜的模式与玩法,并继续自己艰难的“拓荒”。在新的一年,中国使用虚拟运营商业务的用户将达到千万规模,但虚拟运营商仍然只能在运营商的鼻息下挣扎前进——离他们翻身作主的日子,仍然还有距离。

当然,最重要的是用户能感知的通信业,在2015年将进一步地转变,宽带更宽,4G更快,更多的手机上网、更多的可穿戴设备上网、更多的工业、商业和居民服务上网。

如同英特尔、高通、华为、IBM等行业巨头所描绘的图景,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正在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在2015年,成熟的智能设备或许仍然廖廖无几,但通信与智能设备融合为一体,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趋势,将在这一年取得巨大进展。

以工业4.0、物联网和4G为龙头,通信更多地为全社会的信息消费服务,这是工信部新一年的工作重点之一,也正是通信业的2015新常态。

2013年度最佳IT原创自媒体

2014年度最佳新媒体人

国资委微公益行动联合发起人

2014-12-26

文/ 王云辉

过了圣诞节,为期一个月的巡查行动已进入尾声,中央第八巡视组今日结束专项巡查,撤离中国联通。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家超大型国企的高管们能出一口长气,彻保平安。

事实上,以联通为中心的反腐风暴,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

在此之前,联通网络分公司副总经理兼网络建设部总经理张智江和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经理宗新华都已涉嫌违纪并被免职;针对市场营销部总经理熊昱的举报在坊间广泛流传;而广东联通党委书记、总经理何飚也因为顶风违纪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不愿透露姓名的运营商人士透露,对联通落马高管和被举报高管的调查,都指向更高别级的重要高管,专项巡查之后,对联通的反腐清查不会就此停止,甚至可能更加密集深入。

那么,谁是下一个?

一、关于张智江和宗新华

落马前,张智江手掌联通每年百亿规模的网络建设投资,宗新华则是推动联通集中化改革的电子商务“三朝元老”,均为联通内部的实权派。

在2014年年初,联通推出了“3G、4G一体化”战略,后来又推出“双4G领先计划”,并推出“1+1”新产业链建设战略。在这些战略与计划背后,张智江和宗新华均是主要的参与者与执行者。

从2003年至2012年,张智江主要担任、联通技术部总经理、联通研究院院长,2012年初开始调任现职;宗新华则自2008年联通网通合并为新联通开始,一直操盘联通的电子渠道中心,贯穿了联通电商业务从诞生到发展至今的全过程。

二、联通会成电信反腐重灾区吗?

2010年,中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总经理李向东出逃,拉开了中国电信行业反腐的大幕,其后4年内,仅中国移动一家运营商就已有14名高管落马。

此段时间内,反腐的重心一直集中在中国移动的增值业务体系,其他两家运营商颇有隔岸观火之势。

但很多业内人士一直认为,其实对电信行业来说,相对于“挣钱”的增值业务来说,在“花钱”的基建和系统建设领域,才是更为敏感的雷区。

同样,相比中国移动,联通曾经经历多次重组,内部管理与业务流程相对复杂,这对于规范管理来说也意味着的更大挑战。

而此次,以张智江和宗新华为突破口,联通的基建和系统建设系统会不会也出现“窝案”?目前仍外界仍无法定论。

三、三种贪腐一样踪迹

目前,无论是纪检部门,还是联通公司,都没有透露相关人员的涉事原因。

从此前的电信反腐诸案来看,落马者的贪腐手段大多为三种:

1、内部项目造假后挪取资金。比如某基地印制会员杂志,每本成本9元,每月一期,每期报称印刷100万份,但实际印刷量只有每期50万份,杂志一出印厂立即打散寄出往各地,若非当事人因其他案件牵出,除3位涉案者外,此事竟无人得知。每期450万赃款由3人均分,至案发时,每人瓜分脏款已近3000万之巨。

2、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此例常见,不展开。

3、组建自身控制的影子公司,然后透过关联交易谋取利益,或由影子公司承揽运营商业务,或为影子公司的自身业务提供便利。比如李向东出逃前,就曾操纵无线音乐榜单,提高自身影子公司推广音乐的排名,以获得更多利益分成。

但不论哪种,以上手段都需要内外勾连,上下其手,方才能得以成事,只要抓住关键项目严查资金物资流向,就不可能无迹可循。所以,中央巡视组刚进入联通时,就曾公开表示,会抓住专项特点,结合中国联通实际,围绕一件事、一个人、一个下属单位、一个工程项目、一笔专项经费开展巡视,精准发现、定点突破。将深入查找问题,盯住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

四、举报联通:内外皆敌?

那么,联通反腐的突破点在何处?

举报。

不愿具名的运营商内部人士透露,巡视组进驻中国联通后,收到大量举报信,其中,很多来自中层与基层,很多则来自合伙伙伴。

这是为什么?

“联通此前从未接受过专项调查,所以巡视组进驻,仿佛撕开一道口子,让联通的内部矛盾显露出来。”在此前的报道中,《新京报》如此形容。

该报道称,一位资深联通人士表示,联通最早是由机电部、电力部、铁道部共同组建,虽然盈利能力强,但人员来自多个部门,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老联通和网通合并后,公司再次经历管理层动荡,内部积怨逐渐累积;近几年,联通尝试改革走专业公司和事业部道路,从分公司不断收权,加上电信运营商整体业绩放缓,导致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

而在外部关系上,多家与联通有合作关系的公司透露,联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睦洽,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决策与业务的流程复杂。

“比如,我们参与联通的工程并成功中标,联通给我们发了中标通知后,我们开始施工,但如今过去快1年,工程都已经做完了,联通却还连签合同的流程都还没有走完,别说结款遥遥无期,现在这个部门领导马上要换人,如果新领导说一句上次的投标结果作废,我们甚至有可能血本无归。”一位合作公司负责人说。

另一家合作公司也面临同样情况,超过3000万的工程款已经拖了超过1年半,曾经快速成长的公司如今已经濒临死亡。

“不过,也有一些合作公司活得非常好,”该公司负责人说,有的联通负责人甚至不经过招标,就将工程业务内定私授给这些合作公司。

五、影子公司踪迹何处?

那么,这些合作公司有怎样的踪迹?

消息人士遥指:江浙沪。

消息人士勾出了多家背景神秘、实力强大、业绩出众,屡获特殊对待但却又行事低调的可疑公司,这些公司都是集中在上述地区,尤以江苏为多。

关于这些公司的名字、业务以及关联调查,我们已经掌握大量资料,将在后续文章中论述举证。

在此,我们也欢迎知情人士提供更多报料(电子邮箱:ennwangyunhui@vip.163.com,备注:本文作者长期关注通信行业并进行深度报道,2010年最早报道李向东出逃,由此拉开中国电信反腐序幕)。

六、联通反腐影响有多大?

可以说,接下来将是联通最难熬的一个年关。

一方面,联通希望在2014年内发放的FDDLTE牌照,在2015年春节前,已经基本无望,这将令联通的业绩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随着反腐的深入推进,更多的高管可能被卷入漩涡,这将导致整个联通的运转出现“血栓”。

即使其他高管均证实清白,仅仅张宗二人出事,已经对联通网络与业务转型战略的支撑体系带来巨大影响。

这些影响的叠加,将在2015年的业绩中集中体现。

2013年度最佳IT原创自媒体

2014年度最佳新媒体人

国资委微公益行动联合发起人

2014-12-10

这是一场事关生死的战役,而现在,中国移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在2014年,这家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用户接近8亿、员工超过50万人的超大型企业,进行了一场极为关键的战略突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推动4G商用。

截至2014年10月底,中国移动建设的TD-LTE基站总数已达57万个,4G用户总数也突破5000万。按照中国移动的新预期,到2014年底前,这两个数字将分别达到70万和7000万。

这意味着,中国移动将超额40%完成自己年初设定的4G发展指标。而在当时,它还被外界视作过于激进、难以完成的“大跃进”。

全力的冲刺,让中国移动成功抢到4G先机。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4G基站分别只建设了9万个和7万个,4G用户数也分别只有330万和99万,而一直到LTE FDD发牌,这个实力对比还会走向更加悬殊。

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在严酷的产业环境下,中国移动如何坚守住4G突击的果实,依然需要经受考验。

4G发展冲刺

有业内人士感慨,即使放眼全世界,中国移动的4G建网速度都堪称奇迹。

正常情况下,从设计院选址、查勘、规划方案、审核、建设基础设施、设备安装、接电、布放光缆,到调试设备,一个普通基站的开通平均时间需要3个月以上(紧急站点可以缩短到数天),其中仅基础建设一项,就需要1个月甚至更久。但在中国移动建设TD-LTE基站过程中,建设的时间大大缩短。

据运营商人士估算,在过去10个月时间里,中国移动新建的TD-LTE基站超过了30万个,平均每天超过1000个。而要完成中国移动的新目标,在本年度最后两个月里,平均每天需要新建超过2000个。

以2014年10月底的57万个基站数计算,中国移动的TD-LTE基站已经相当于它过去近10年的基站建设总量。而在海外,美国4G商用2年的建成基站总数,仅有20万个,而欧洲4G商用5年来,也只建成基站20万个。所以,中国移动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大规模的4G网络,甚至仅它一家,就会占据全球4G基站总数的60%。

2014年初,TD-LTE还只是一个在极少数热点地区部署的概念示范网,而现在,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县级以上城市和发达乡镇,TD-LTE网络都已实现信号基本覆盖,足以支撑数以亿计的用户规模。

同样让人惊叹的是用户发展速度。在2G时代,中国移动积累5000万用户,所花的时间超过了5年,在3G时代,客户数突破5000万也用了3年,而现在,4G用户数突破5000万则只用了不到1年。

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预计,TD-LTE用户已经超过5000万,预计年底将达到7000万,2015年达到1.5亿。

电信专家陈金桥甚至以“极速”来形容TD-LTE的网络建设。在运营商的世界,如此速度,确实前无古人。

“奇迹”难以复制

但这也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奇迹”。

几乎没有公司能够像中国移动一样,在短短一年内砸下如此巨资。按照中国移动的计划,2014年的整体投资规模将超过24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都将用于推进4G建设。

除了资金,这样庞大的一个工程,也需要全员突破常规的强大执行力,才有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贯彻完成。

一位中国移动中层人士表示,在3G时代,受到TD-SCDMA的产业化弱势拖累,中国移动的业务发展和业绩利润都被竞争对手牢牢压制。士气一压就是5年,员工上下都憋了一鼓劲,做好了发展4G的各方面准备,最终牌照一发,立刻万马奔腾。

该人士透露,整个2014年,大多数中国移动员工都在不分昼夜的加班中度过,包括五一、国庆长假在内,有很多地方公司全员加班支撑网络建设。“我们数据部一位怀孕的女同事,甚至直到生孩子前几天,还在单位坚持工作。”一位四川移动员工说。

中国移动甚至将自己的意愿与压力,进一步传递给了产业链。

在TD-SCDMA时期,丑陋落后的终端直接降低了用户的观感和体验。所以在4G上,中国移动也不断以调整补贴的杠杆,操控手机厂商的战略重心从3G向4G转移,再从三模(TD-LTE/TD-SCDMA/GSM)向五模(TD-LTE/FDDLTE/TD-SCDMA/WCDMA/GSM)转移,从高成本的低端机向千元机和高档机转移。

为了进一步强化导向,中国移动甚至启动了自主品牌的手机研发,推出自己的千元五模4G智能手机,“我们做自主品牌终端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希望以此为标杆,推动4G手机尽快把价格降下来,尽快普及。”在发布该款手机时,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虽然这些政策一度引发产业链的反弹,但的确收效显著。统计数据显示,到今年10月,支持移动4G的终端已超过400款,其中700元以下的145款,700元到2000元的236款,2000元以上的55款。显然,这个初步成熟的终端体系,已经不再会桎梏TD-LTE的发展。

事实上,从业务品牌、功能应用、资费营销,一直到客户服务等中国移动的各个环节,类似的推进策略都已全线跟上。

最危险的时刻

对TD-LTE来说,商用一年最重要的战绩,是品牌形象的成功树立。

无论任何通信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用的最初一段时间,都会经历最艰难的一道门槛。

小规模的实验测试变成海量用户的真实环境,各种问题会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如果短期内无法改善,用户对新产品的印象固化定型,后期即使投入大量资金与资源,也很难打消市场的负面观感——一旦这个结果导致产业链的信心受挫,进行战略收缩,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再好的技术也只能在市场上折戟。

一个惨痛的案例是TD-SCDMA。从商用开始,这个国产标准就遭遇了铺天盖地的各种差评,让孱弱的产业链无力回天。即使有政策扶持,中国移动也推出“三不”政策(不换号、不换卡、不登记,2G用户就可以直接升级3G),但大量的用户仍然并不满意。

从2009年至2013年,中国移动的用户与利润增长速度的放缓背后,3G业务被动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移动在TD-SCDMA阶段的苦难经验也有了另一重价值:在发展TD-LTE时,很多原本可能致命的危机与陷阱,都得到了提前化解。

而在过去这一年,虽然也曾遭遇风险与质疑,但都没有真正影响用户规模和用户口碑的持续提升。如今,无论是普通用户,还是业界、学界、政府及资本市场,都已经形成普遍结论:比起3G网络,中国的4G网络速度更快、质量更好,价格也更便宜,而前几年关于TD-LTE产业是否成熟的质疑也烟消云散。

这意味着,最危险的时间已经过去,TD-LTE大势已成。不需要运营商费尽心力引导,只需要网络完成覆盖,终端完成替代,用户就会在短短数年内顺利完成从2G和3G向4G的自然迁移。

LTE FDD悬念

当前,中国4G最大的悬念在于,政府将于何时发放LTEFDD牌照。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时点很可能在2014年12月。

一年之前,工信部于2013年12月4日向三家运营商颁发TD-LTE牌照,但与立刻集全集团之力发展TD-LTE的中国移动不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筹码更多押在另一个标准之上。

那就是LTE FDD。

为了确保中国主导的TD-LTE能够在本土市场占稳脚根,同时确保LTE FDD的商用顺利,中国并没有同时发放LTE FDD牌照,而是同期开始了LTE FDD和TD-LTE的混合组网实验,并分阶段不断扩大实验范围。

但显然,资金远不如中国移动雄厚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更希望将有限的建设资金投入LTE FDD。直到2014年10月,中国电信建设的4G基站一共也只有9万个,中国联通更少,只有约7万个。

现在,随着TD-LTE商用逐渐成熟,LTE FDD的发牌时机渐行渐近。

11月5日,中国联通高调举办产业链峰会并发布了“双4G领先计划”,宣布将全面加快TD-LTE和LTE FDD混合组网进程,计划2015年新增超过45万个基站,并将联合产业链各方在产品、渠道和体验方面布局提速,仅扶持终端补贴就达60亿元。

不过,无论LTE FDD何时发牌,对于中国移动来说,它都已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利用充裕的资金池和先发优势,中国移动已经做厚TD-LTE网络的深度覆盖,足以在网络性能上维持对其他两家运营商的比较优势。因为受限于资金与用户规模,即使是在LTE FDD发牌后,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的4G基站建设仍将偏向稳健,难以撼动中国移动优势。

自我革命

在4G时代,中国移动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适应新的产业形势,完成自身的转型。

早在数年之前,转型就已成为事关三大运营商未来存亡的关键命题。核心业务从话音向数据的转移,也已成为大势所趋,但随着4G成熟,转移进一步加速,形势愈显紧迫。

2014年11月12日,腾讯低调上线了新业务“微信电话本”。虽然其模式实质冲击不大,但“免费电话”再一次刺激了运营商的敏感神经。短短2周之后,中国电信与网易的合资公司易信便于11月25日正式发布易信3.0,通过“会员免费时长”的方式,向用户提供不消耗流量的免费通话。随后,小米也推出类似的应用功能。但这并不是最致命的危险。

早在2009年,中国移动便已提出“流量经营”。近一年来,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更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运营商发展的“三条曲线”中,传统语音业务已经到顶,流量经营开始爆发,而应用内容经营则将是未来根基。

如今,中国用户的数据使用习惯已经成熟,流量使用量正爆炸式增长,并开始逐渐替代语音,成为运营商新的业绩基石。根据中国移动财报,在2014年前三季度,其数据流量同比增长了98.6%,其中,4G用户的DOU(平均用户流量)已经超过700M,是其他用户的10倍。

现在的问题是,要固守流量,彻底收缩下沉,转向公共基础设施化,这只是退路,并非中国移动的理想结果。而且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都已经分别推出“流量宝”和“流量银行”,未来流量的竞争格局依然激烈。

可要想彻底“去电信化”,进化为一家超级互联网公司,渗透用户工作生活,不仅中国移动,甚至全球运营商也至今未有真正成功案例。

除了流量“卖水”之外,中国移动将向何处去?

2014年11月25日,咪咕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这家注册资金104亿元的公司,已成为整合中国移动旗下音乐、视频、阅读、游戏、动漫数字内容业务的唯一运营实体。

与此前中国移动先后成立的终端、物联网、政企、财务等众多子公司不同,中国移动更希望咪咕能真正做到跳出中国移动,在互联网市场中拼杀出一片新天地,独立生存。

2014年12月,中国移动新的撒手锏RCS(融合通信)的APP也有望发布。未来,这一业务将取代过去的传统话音、短信,打造中国移动更智能、更互联网化的用户入口。

这些布局能走到哪一步,尚需时间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传统电信业务必然衰落的格局,中国移动已经从固守转向出击。站在4G潮头,这家全球最大电信运营商的自我革命已经开始。(原标题:中国移动的4G突进之路)

【文/王云辉,TMT深度观察者,科技杂谈创始人,科技杂谈微信公众号:keji_zatan】

2014-12-05

文 / 王云辉

这是一场事关生死的战役,而现在,中国移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在2014年,这家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用户接近8亿、员工超过50万人的超大型企业,进行了一场极为关键的战略突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推动4G商用。

截至2014年10月底,中国移动建设的TD-LTE基站总数已达57万个,4G用户总数也突破5000万。按照中国移动的新预期,到2014年底前,这两个数字将分别达到70万和7000万。

这意味着,中国移动将超额40%完成自己年初设定的4G发展指标。而在当时,它还被外界视作过于激进、难以完成的“大跃进”。

全力的冲刺,让中国移动成功抢到4G先机。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4G基站分别只建设了9万个和7万个,4G用户数也分别只有330万和99万,而一直到LTEFDD发牌,这个实力对比还会走向更加悬殊。

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在严酷的产业环境下,中国移动如何坚守住4G突击的果实,依然需要经受考验。

4G发展冲刺

有业内人士感慨,即使放眼全世界,中国移动的4G建网速度都堪称奇迹。

正常情况下,从设计院选址、查勘、规划方案、审核、建设基础设施、设备安装、接电、布放光缆,到调试设备,一个普通基站的开通平均时间需要3个月以上(紧急站点可以缩短到数天),其中仅基础建设一项,就需要1个月甚至更久。但在中国移动建设TD-LTE基站过程中,建设的时间大大缩短。

据运营商人士估算,在过去10个月时间里,中国移动新建的TD-LTE基站超过了30万个,平均每天超过1000个。而要完成中国移动的新目标,在本年度最后两个月里,平均每天需要新建超过2000个。

以2014年10月底的57万个基站数计算,中国移动的TD-LTE基站已经相当于它过去近10年的基站建设总量。而在海外,美国4G商用2年的建成基站总数,仅有20万个,而欧洲4G商用5年来,也只建成基站20万个。所以,中国移动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大规模的4G网络,甚至仅它一家,就会占据全球4G基站总数的60%。

2014年初,TD-LTE还只是一个在极少数热点地区部署的概念示范网,而现在,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县级以上城市和发达乡镇,TD-LTE网络都已实现信号基本覆盖,足以支撑数以亿计的用户规模。

同样让人惊叹的是用户发展速度。在2G时代,中国移动积累5000万用户,所花的时间超过了5年,在3G时代,客户数突破5000万也用了3年,而现在,4G用户数突破5000万则只用了不到1年。

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预计,TD-LTE用户已经超过5000万,预计年底将达到7000万,2015年达到1.5亿。

电信专家陈金桥甚至以“极速”来形容TD-LTE的网络建设。在运营商的世界,如此速度,确实前无古人。

“奇迹”难以复制

但这也是一个难以复制的“奇迹”。

几乎没有公司能够像中国移动一样,在短短一年内砸下如此巨资。按照中国移动的计划,2014年的整体投资规模将超过24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都将用于推进4G建设。

除了资金,这样庞大的一个工程,也需要全员突破常规的强大执行力,才有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贯彻完成。

一位中国移动中层人士表示,在3G时代,受到TD-SCDMA的产业化弱势拖累,中国移动的业务发展和业绩利润都被竞争对手牢牢压制。士气一压就是5年,员工上下都憋了一鼓劲,做好了发展4G的各方面准备,最终牌照一发,立刻万马奔腾。

该人士透露,整个2014年,大多数中国移动员工都在不分昼夜的加班中度过,包括五一、国庆长假在内,有很多地方公司全员加班支撑网络建设。“我们数据部一位怀孕的女同事,甚至直到生孩子前几天,还在单位坚持工作。”一位四川移动员工说。

中国移动甚至将自己的意愿与压力,进一步传递给了产业链。

在TD-SCDMA时期,丑陋落后的终端直接降低了用户的观感和体验。所以在4G上,中国移动也不断以调整补贴的杠杆,操控手机厂商的战略重心从3G向4G转移,再从三模(TD-LTE/TD-SCDMA/GSM)向五模(TD-LTE/FDDLTE/TD-SCDMA/WCDMA/GSM)转移,从高成本的低端机向千元机和高档机转移。

为了进一步强化导向,中国移动甚至启动了自主品牌的手机研发,推出自己的千元五模4G智能手机,“我们做自主品牌终端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希望以此为标杆,推动4G手机尽快把价格降下来,尽快普及。”在发布该款手机时,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虽然这些政策一度引发产业链的反弹,但的确收效显著。统计数据显示,到今年10月,支持移动4G的终端已超过400款,其中700元以下的145款,700元到2000元的236款,2000元以上的55款。显然,这个初步成熟的终端体系,已经不再会桎梏TD-LTE的发展。

事实上,从业务品牌、功能应用、资费营销,一直到客户服务等中国移动的各个环节,类似的推进策略都已全线跟上。

最危险的时刻

对TD-LTE来说,商用一年最重要的战绩,是品牌形象的成功树立。

无论任何通信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用的最初一段时间,都会经历最艰难的一道门槛。

小规模的实验测试变成海量用户的真实环境,各种问题会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如果短期内无法改善,用户对新产品的印象固化定型,后期即使投入大量资金与资源,也很难打消市场的负面观感——一旦这个结果导致产业链的信心受挫,进行战略收缩,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再好的技术也只能在市场上折戟。

一个惨痛的案例是TD-SCDMA。从商用开始,这个国产标准就遭遇了铺天盖地的各种差评,让孱弱的产业链无力回天。即使有政策扶持,中国移动也推出“三不”政策(不换号、不换卡、不登记,2G用户就可以直接升级3G),但大量的用户仍然并不满意。

从2009年至2013年,中国移动的用户与利润增长速度的放缓背后,3G业务被动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移动在TD-SCDMA阶段的苦难经验也有了另一重价值:在发展TD-LTE时,很多原本可能致命的危机与陷阱,都得到了提前化解。

而在过去这一年,虽然也曾遭遇风险与质疑,但都没有真正影响用户规模和用户口碑的持续提升。如今,无论是普通用户,还是业界、学界、政府及资本市场,都已经形成普遍结论:比起3G网络,中国的4G网络速度更快、质量更好,价格也更便宜,而前几年关于TD-LTE产业是否成熟的质疑也烟消云散。

这意味着,最危险的时间已经过去,TD-LTE大势已成。不需要运营商费尽心力引导,只需要网络完成覆盖,终端完成替代,用户就会在短短数年内顺利完成从2G和3G向4G的自然迁移。

LTEFDD悬念

当前,中国4G最大的悬念在于,政府将于何时发放LTEFDD牌照。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个时点很可能在2014年12月。

一年之前,工信部于2013年12月4日向三家运营商颁发TD-LTE牌照,但与立刻集全集团之力发展TD-LTE的中国移动不同,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筹码更多押在另一个标准之上。

那就是LTEFDD。

为了确保中国主导的TD-LTE能够在本土市场占稳脚根,同时确保LTEFDD的商用顺利,中国并没有同时发放LTEFDD牌照,而是同期开始了LTEFDD和TD-LTE的混合组网实验,并分阶段不断扩大实验范围。

但显然,资金远不如中国移动雄厚的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更希望将有限的建设资金投入LTEFDD。直到2014年10月,中国电信建设的4G基站一共也只有9万个,中国联通更少,只有约7万个。

现在,随着TD-LTE商用逐渐成熟,LTEFDD的发牌时机渐行渐近。

11月5日,中国联通高调举办产业链峰会并发布了“双4G领先计划”,宣布将全面加快TD-LTE和LTE-FDD混合组网进程,计划2015年新增超过45万个基站,并将联合产业链各方在产品、渠道和体验方面布局提速,仅扶持终端补贴就达60亿元。

不过,无论LTEFDD何时发牌,对于中国移动来说,它都已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利用充裕的资金池和先发优势,中国移动已经做厚TD-LTE网络的深度覆盖,足以在网络性能上维持对其他两家运营商的比较优势。因为受限于资金与用户规模,即使是在LTEFDD发牌后,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的4G基站建设仍将偏向稳健,难以撼动中国移动优势。

自我革命

在4G时代,中国移动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适应新的产业形势,完成自身的转型。

早在数年之前,转型就已成为事关三大运营商未来存亡的关键命题。核心业务从话音向数据的转移,也已成为大势所趋,但随着4G成熟,转移进一步加速,形势愈显紧迫。

2014年11月12日,腾讯低调上线了新业务“微信电话本”。虽然其模式实质冲击不大,但“免费电话”再一次刺激了运营商的敏感神经。短短2周之后,中国电信与网易的合资公司易信便于11月25日正式发布易信3.0,通过“会员免费时长”的方式,向用户提供不消耗流量的免费通话。随后,小米也推出类似的应用功能。但这并不是最致命的危险。

早在2009年,中国移动便已提出“流量经营”。近一年来,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更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运营商发展的“三条曲线”中,传统语音业务已经到顶,流量经营开始爆发,而应用内容经营则将是未来根基。

如今,中国用户的数据使用习惯已经成熟,流量使用量正爆炸式增长,并开始逐渐替代语音,成为运营商新的业绩基石。根据中国移动财报,在2014年前三季度,其数据流量同比增长了98.6%,其中,4G用户的DOU(平均用户流量)已经超过700M,是其他用户的10倍。

现在的问题是,要固守流量,彻底收缩下沉,转向公共基础设施化,这只是退路,并非中国移动的理想结果。而且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也都已经分别推出“流量宝”和“流量银行”,未来流量的竞争格局依然激烈。

可要想彻底“去电信化”,进化为一家超级互联网公司,渗透用户工作生活,不仅中国移动,甚至全球运营商也至今未有真正成功案例。

除了流量“卖水”之外,中国移动将向何处去?

2014年11月25日,咪咕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这家注册资金104亿元的公司,已成为整合中国移动旗下音乐、视频、阅读、游戏、动漫数字内容业务的唯一运营实体。

与此前中国移动先后成立的终端、物联网、政企、财务等众多子公司不同,中国移动更希望咪咕能真正做到跳出中国移动,在互联网市场中拼杀出一片新天地,独立生存。

2014年12月,中国移动新的撒手锏RCS(融合通信)的APP也有望发布。未来,这一业务将取代过去的传统话音、短信,打造中国移动更智能、更互联网化的用户入口。

这些布局能走到哪一步,尚需时间验证,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传统电信业务必然衰落的格局,中国移动已经从固守转向出击。站在4G潮头,这家全球最大电信运营商的自我革命已经开始。

2013年度最佳IT原创自媒体

2014年度最佳新媒体人

国资委微公益行动联合发起人

2014-12-04

文/王云辉

昨天(2014年12月2日),钛媒体美女创始人赵何娟在她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看完之后,心情颇不痛快。

“KK(谈主注:此处指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作者凯文凯利)今天挺悲伤的,大多数人围着他都是拍照合影,书都是当道具。KK说你们有问题吗?大家仍然继续拍照合影……土豪们络绎不绝……没有人问到他有价值的问题…”

赵何娟所说的,是12月1日,凯文·凯利出席北京“中国首届社群领袖峰会”的场景(赵何娟的朋友圈发于00:08,所以日期差可以忽略)。

对这一段场景,Pingwest创始人骆轶航的文章有更加激烈的描写。

在会议印制的官方资料中,凯文·凯利的大名被和山海精大米、硅元瓷器、唐宋酒业、云上峰鸡蛋、丹瑞缇珍珠和金柏格精油等物件列在一起——后者正是不同‘社群’中的杰出代表企业。

骆轶航充满讥讽的语气可以理解——一直以来,他都认为凯文·凯利在硅谷和世界范围内被整体边缘化,只不过在中国被市场神化。

他甚至判断说,凯文·凯利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走穴”模式:“中国的代理人开出一个package,由一家顶级的经纪机构或商学院做代理,然后层层外包,不同活动的组织者向“总代理”开出价码邀请凯文·凯利出席,总代理除了偶尔也安排凯文·凯利参加一些自己的“主场”活动外,剩下的坐收渔利。”

对于这个问题,此处不作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科技场确实已经被玩坏了。

最早受到正面冲击的是互联网,互联网里首当其冲则是电商。

那些淘宝店主、朋友圈营销达人,乃至020明星的“神话”,让一帮传统行业的土豪打入了满满的鸡血,拼了命地打破头往互联网冲,也不管有多少店主在亏本,有多少朋友圈里晒的月入百万千万图片是作弊软件伪造,有多少O2O明星只是闭门造车的吹牛概念。

互联网改造传统经济是大趋势没错,但当这种跨界转型,被变种的传销与成功学不断异化,就只能演变成为6个字:人傻、钱多、速来。

在一个论坛里,一位朋友说:“我加入国内互联网圈(该朋友此前15年一直在投资其他行业)也就两年,看到不少很浮躁,很不专业的人,比我前面15年见到的不靠谱的人总数还多。”

当然,在更多互联网业内的场合,大家还是希望能更做得专业一点,更科技一点。

比如最近最热的两个会:腾讯的“We”大会,和百度的“Big Talk”。

2014年11月8日,第二届WE大会上,腾讯邀请了12位全球科学家科技创业者,向人们展示了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基因科技、外太空旅行、社会组织创新等前沿探索。

而自2014年6月,百度开始举办“Big Talk”线下对话活动,并先后邀请了《数字化生存》作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世界虚拟现实技术的领军人物、斯坦福大学虚拟互动实验室创始人Jeremy Bailenson,全球七大权威大数据专家之一、麻省理工大学人类动力实验室主任Alex Pentland等重磅嘉宾分享最新研究心得。

2014年11月24日,百度甚至邀请了谷歌和NASA共同创建的奇点大学讲师,在北京太庙为报名的学员、百家作者们讲述人工智能、网络技术和生物基因等前沿科学。

不得不说,就会议组织而言,两个会办得也不错,堪称高规格、高逼格、与世界接轨、与科技前沿接轨。

可问题是,如果没有了钟子期,又有谁来欣赏俞伯牙胸中的巍巍高山、荡荡流水?

在今年的“We”大会上,邀请了日本NeuroWear创始人加贺谷友典,演示了根据“脑波交互”设计的“猫耳朵”necomimi等多个产品。

他先演示的是necomimi。当MV放完,全场掌声雷动,口哨连连,很多人说,这个新产品真牛逼……

拜托,早在2012年,necomimi就已经出现在各个淘宝店里了好吧——人家现在只是回顾介绍而已,新产品还没开讲呢。

想想之后我释然了,那些专门花了几千块钱买票来听“WE”大会的人,或许连演讲嘉宾是谁都没有搞清楚,又如何能分得清楚别人讲的哪些是新技术,哪些是旧产品呢?

但即使是科技记者和专栏作者,也并未见得好到哪里去……

我所熟悉的一个互联网记者朋友,平均每天要参加两场会议,写3000字,可文章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来自公司提供的素材和演讲PPT,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可真正能跳出这个浮躁圈子,认真做研究的,又有多少呢?

前几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不久前的一次Big Talk结束后,主讲嘉宾——一位在某个领域最前沿颇具权威的教授问他:“我今天的演讲是不是讲得不清楚?”

“很清楚啊……”

“那是不是讲得很不好?”

“很好啊……”

“那为什么刚才我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公布了我们新的技术成果,你们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朋友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他也不知道,教授所说的成果是什么。

等教授离开,朋友又问了很多一起来的朋友——很遗憾,也许听众里有教授的知音,但至少他没有发现。

或许,这个教授是自找的,他太高估中国的科技记者与专栏作者了。

听众里的记者和自媒体们,有多少具备足够的科学素养?有多少会在听课之前,专门做好功课,提前了解这些科技大咖的背景、专长、研究方向、最新进展?

中国的科技媒体,离商业太近,离科技太远。

这里充斥着大量缺乏科学素养,又不愿意学习,只在追逐利益的媒体集合。

我想,当站在台上,期待台下有人眼眸闪现熠熠光辉,却发现全场一片死寂的时候,那个教授一定很寂寞。

2014-10-30

文/王云辉

在很多人眼里,一说到海外市场,都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油然而生。

好像,海外市场基本等同于在巴黎、纽约、伦敦、东京上空打飞的,天天见的不管黑人白人都是好莱坞主角级别的帅哥美女,谈的不是股票就是期货,一单生意不做个上亿美金,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但真正的海外市场是什么样子?风光的表相下,其实更多是艰难,辛苦,以及不可测度的风险。

今天,随便讲几件奇葩的事。

最近几天,一张图在朋友圈里流传,说的是华为接到了某个地区的客户投诉邮件。客户在邮件里抱怨,说上网太慢了,并要求华为在一周内解决问题…………否则,就炸掉这个基站。

是的,你没有看错,是炸掉……炸掉……炸掉……

好吧,这个客户是当地的塔利班。

然而,不少行业内的朋友对此不屑一顾:“这样的事情,其实多了去了”,还举例说,中国移动在巴基斯坦的分公司CMPARK,就也曾收到过当地塔利班和部落武装的威胁……

有人会说,这些威胁别当真。但现实的情况是,人家不是吓唬,是玩儿真的。据说,东软在阿富汗的一个项目,就曾经遇上过威胁,结果项目组刚刚撤离,他们原来呆的地方就被炸毁了。

而且,海外除了客户不能得罪,做生意也得时刻小心,尤其要小心同行。

有另一件真事,发生在珠海赛纳科技身上,好几年前,这家做打印机的公司,在美国曾经遭遇外国同行的“337”诉讼。赛纳准备了一大堆材料,请了有名的律师,开庭前反复推演了半天,得出的结论很乐观:这官事咱们输不了!

没想到,他们的官司真的输了:在法庭上,重金请来的律师把他们“卖”了。等到他们知道官司结果,律师已经潇洒地跑到西海岸晒太阳去了。

据说,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在国外,很多专业律师都是外资的巨头“资助”出来的,到了真正打官司的关键时刻,不坑你坑谁?

不过,虽然人家玩儿的是阴招,但还是在法律框架内阴人,没有直接动用暴力手段。

中兴通讯的朋友给我讲过一件真事。中兴曾在非洲一个国家参与竞标,到了正式投标那一天早上,大家刚精神抖擞地走到宾馆门口,就被一帮端着AK的老外堵了回去。

接下来整整一天,所有的人都被关在房间里,被端着枪的壮汉紧紧盯着,虽然有吃有喝,不打不骂,但就是不能离开,也不准碰通讯工具。

到了傍晚,一个电话打过来,大汉们终于挥一挥衣袖,不留一点云彩,撤了。

此时,竞标已经结束,缺席的中兴自然出局了。

万幸,总算人都保住了平安,人家只是求财,没有把事做绝。

与生意场上这些有迹可循的对抗相比,更不可测的是一些意外的风险。

比如,被绑架。

2007年,就曾有一个新闻在业内轰动一时,在尼日利亚河流州EMOHUA,5名中国技术工人在驻地被一伙武装歹徒劫持,歹同时被掠走的还有价值数千美元的财产。

这5名工人来自于四川通信建设公司,正在当地建设尼日利亚农村电话网工程。

在此之前,尽管当地经常发起绑架外国工人的事件,但只要有生意,中国企业们总不可能抛下业务不做。

当然,这样的绑架也依然以求财居多,撕票的行为并不常见。所以面对这样的风险,一般的办法是找地头蛇护驾,不过,地头蛇真的也一定靠谱吗?

一位中国移动的朋友给我说,他曾经到CMPARK出差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赶上当地政治局势紧张,结果CMPAK雇的保安公司主动联系说,我们要换一批保安。

CMPARK很奇怪,问,为啥突然换人?

保安公司说,给你们换一批会开枪的……会开枪的……会开枪的……

原来,以前的保安都是拿着假枪的低成本员工,现在局势紧张了,赶紧换成拿真枪的。

当然,最大的危险,往往是员工们在海外遭遇的其他意外情况。

不久前,我一位朋友的爱人就从亚洲某国返回了北京养伤——某天晚上,他在驻地附近散步时,被人抢了个干净,即使没有反抗,依然被揍得鼻青脸肿。

另一个故事则有些让人啼笑皆非。某知名公司的工程师,在伊拉克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漂亮的当地妹子,然后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然后,工程师被当地人抓住了,当地人决定,切除工程师的“作案工具”。这家公司吓坏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当地大使馆和华侨帮忙,甚至动用了外交关系,才把人完好无损地捞了回来。

除此之外,那些因为罹患当地恶性传染病,而奄奄一息甚至把命丢在异国他乡的故事,都早就不是稀奇事了。

2014年3月,在马航MH370航班失联时,华为和中兴证实,两家公司共有3名员工搭乘失联飞机。当时,就有这两家公司的朋友喟叹,几乎全世界每一趟国际航班,都会有中兴或华为的员工在为业务奔忙,这也意味着,每一次的空难,都有可能在两家公司身上增加新的伤痕。

所以,在中兴、华为、联想等中国公司辉煌的海外成绩背后,真的不容易。

一个在华为的人事规则就是:要升职?可以,必须有海外经验!因为只有经历艰苦的海外市场,才能真正蜕变为充满狼性的斗士。

最后,补充说一下,当然,海外员工们的生活也一样有轻松甚至无聊的时候,比如一个朋友讲的奇葩段子:据说,在华为的某个海外办事处,院子里养了只鸡,因为娱乐活动实在匮乏,一些员工在闲暇时只能以追鸡跑当做消遣。

最后,那只鸡累死了。

关注科技杂谈,洞析科技大事

中国通信行业影响力最大的自媒体(科技杂谈文章,均同步发布于犀牛财经网

2014-08-14

文 / 王云辉

在2013年的文章中,我曾在文章里预测,运营商的裁员、离职等人事震荡即将开始。如今,这个趋势已逐渐明朗化。

2014年以来,虚拟运营的开放,和铁塔公司的成立,以及运营商在部分地区和部分政策上的人事制度与薪酬待遇变化,都让运营商员工人心思变。以至于,多篇“运营商离职潮”的文章已在圈内引发讨论如潮。

今年6月,瞭望智库、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华景咨询、通信世界、通信产业报、飞象网、科技杂谈曾联合发起一个“运营商基层员工生活状态调查”,2个月来,我们已经收回到来自三大运营商员工的数百份问卷。

这个调查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人心正在离散,队伍渐显混乱,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运营商的长远发展甚至是正常业务开展。

以下为部分调查数据的结果【您也可以发邮件至:631255063@qq.com,免费索取完整的原始数据库(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我们隐去了接受调查的员工个人信息)】:

1、基层员工收入普遍偏低。参加调查的基层员工平均工作超过10年,但只有极少数达到高于10000元/月(甚至有超过20000元的,但主要为市场部门,来源为绩效提成),约2/3的员工工资仍低于5000元/月,其中工资不足2000元/月的超过了15%。这导致的结果是,超过80%的员工生活窘迫,其中经常陷入拮据的超过25%,极为贫困的也有接近10%。

2、由于运营商的现金流相对健康,劳动保障制度规范,所以,基本没有拖欠工资情况,社保、医保与公积金也都绝大多数员工都有购买。

3、尽管如此,在低收入情况下,员工对薪酬普遍不满意,近70%员工都认为自己工作付出多于所获薪酬,而超过15%的员工认为薪酬远远无法体现自身价值。同时,只有不到2%的员工认为目前的薪酬制度合理。约20%员工认为基本合理但不够完善,超过40%员工认为有些不合理,超过35%员工认为非常不合理。

4、过于沉重的考核加大了基层员工的经济压力。参加调查的基层员工中,有近80%扣过工资,其中超过25%经常被扣。而被扣工资的原因中,超过50%的原因是未完成绩效考核。

5、员工普遍对考核制度存在不满。考核对于公司设定的考核指标,有超过50%员工认为难以完成,超过30%员工认为几乎不可能完成。认为考核指标“内容正确,指标不合理”、“出了偏差”和“极不合理”的员工都各自占了约30%,只有10%员工认为现有考核机制“基本合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调查员工认为“非常合理”,直到8月13日,这个选项的数字仍然是0。

6、对于考核制度的首要问题,超过21%员工认为是只重结果,不看努力;超过18%员工认为是目标分解时层层加码;此外,主要考核内容不当、考核奖惩制度不合理、考核任务分配不公、考核存在作弊空间几个选项都有10%左右的员工选择。

7、对于晋升,员工也普遍存在意见,超过54%的员工认为内幕操作太多,接近25%的员工认为不够完善,只有约8%的员工认为与能力、努力匹配甚至非常合理。

8、运营商的员工内部关系是外热内冷,无论是与领导关系,还是与同事关系,大多数员工都认为与领导较为融洽,与同事合作顺利——但超过75%的员工认为,在这个表面的和谐下,大家都是各有算计,甚至派系林立互扯后腿。

9、沉重的工作对员工的生活和身体健康也造成了严重的负担。超过超过70%的员工认为,自己的健康正在恶化。此外,任务摊派、强制捐款、客户接待占用私人时间、有事和生病时请假较难等情况都比较普遍。对于现有工作,超过40%的员工认为压力相当大,超过30的员工更认为压力时刻存在,让自己身心俱疲,而且有接近80%的员工认为,工作的压力仍在不断加大。

10、以上问题导致,员工逐渐对未来失去信心,超过70%的员工认为,未来3年后,自己的薪资不会得到提升,甚至有近20%员工认为,会比现在更少。接近60%的员工认为,3年后自己的岗位不会有变化,约12%的员工甚至担心自己将遭遇降岗甚至裁员。

11、对于现有的公司文化,认可、无所谓和不认可的比例,各占约1/3,不过,不管是否认可公司文化,超过70%的员工都认为,公司的未来发展将面临挑战,其中,超过45%认为挑战会非常严峻,超过15%认为公司已近黄昏。

12、在这样的形势下,有接近50%的员工表示,如果有机会,都会考虑跳槽,此外,还有超过20%的员工曾经考虑,但仍未下定决心,正在做跳槽准备的员工数约占8%。在理想的跳槽选择中,创业和互联网公司是最普遍的选择,合计占约40%,此外,还有超过10%员工首选铁塔公司,8%员工首选政府,7%员工首选虚拟运营商。

13、对于减轻员工压力,提高其工作积极性,接受调查的员工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加薪酬收入,其次是扩大晋升可能,此外,完善福利保障、改善考核指标、提高公平透明度也都会是较有有效的举措。35%的员工最期待更科学合理的考核制度,27%的员工期待改善基层工作环境,接近20%员工希望公司能抓住新兴业务机遇,不到15%的员工则寄希望于领导层的改革。

14、当然,从可能的跳槽原因来看,改善士气的最佳方法还是优化薪酬制度,超过47%的员工认为,如果自己跳槽,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薪酬,这一比例远大于排名第地二位的晋升无望(约17%)和第三位的有更好机会(约9%)。

对于解决以上问题,接受调查的员工也提出了很多可制作建议,此处列出部分内容(数据库中包括全部建议内容,此处仅为列出员工建议,以作参考,不保证各建议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一、薪酬方面:

1、切实提升基层员工的薪金待遇,尤其是最低工资收入和基本工资收入

2、基本工资与社会经济发展挂钩

3、提升人力资源成本比例,提高底层员工薪酬成本比例

4、同工同酬、同岗同酬、薪酬福利从上到下公开透明

5、薪酬、考核与晋升指标避免一刀切,考虑地区差异、业务差异与网络覆盖差异

6、后台的指标与收入和前台市场销售挂钩

7、确保公司奖励机制兑现

8、提高维护人员加班抢修补贴及工作餐标准

9、调整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的权重,奖励与收入贡献的占比提高。

二、业绩考核方面:

1、合理化考核指标,不下完不成的任务

2、加大业务质量和过程的权重

3、工作量分配不搞特殊照顾

4、减少摊派任务,废除全员营销

5、前端、后端以及服务管控线进行有效区隔,根据压力大小设计不同的管理与考核

6、取消指标排名通报,取消工程建设进度通报

7、增加地市对口主管对专业管理员的反向打分权

三、晋升方面:

1、打破合同制与劳务派遣人事制度,建立平等的发展与晋升机会。

2、明确晋升条件,透明晋升机制,避免暗箱操作

3、二,三级经理晋升除了年龄和学历外,增加个人工作能力考核指标权重

4、增加专业技术经理指标,通过专业知识考试进行和工作业绩选拔

5、加班多指标多的基层骨干员工优先晋升

6、扩大竞聘提岗频率与规模

四、管理方面:

1、加强政策的延续性

2、加强地市级管理者监管

3、岗位认证增大与业务挂钩的技能比例

4、增加不同的职业前景设计,引导职业岗位发展

5、一线工作满一定年限或到达一定年龄后可换岗

6、基层领导多参与日常工作,多关注员工诉求和工会意见

7、严格劳动法休假,减少加班,加班工时给予补休,

8、优秀员工实行奖励休假制度

9、增加培训、心理辅导和团队活动

10、对两地分居、孕妇、病人照看等员工家庭特殊情况进行人性化管理

11、以老带新组合,设季度、半年、全年考核奖,并按渠道及业务类型设状元奖,设团队、组合奖,并作为年终评先条件。

五、其他

1、推行员工持股及承包,改善内部创业机制

2、少写PPT

3、加大人员流动,合理淘汰能力态度业绩差的员工,补充新鲜血液,分担压力

对于这些建议,你认为哪些合理,哪些可行,哪些设想就不靠谱,哪些虽然靠谱却难以施行?你还有哪些建议?请点击:http://www.mikecrm.com/f.php?t=VwPsH8#rd参与我们的调查。

2014-07-24

文 / 王云辉,本文为7月10日在腾讯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主办的大数据思享会沙龙上的发言整理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媒体的转型,我今天也简单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

我们看到的媒体形态很多,传统媒体、新媒体、自媒体、网络媒体、杂志媒体等等,但归根结底都回到一个逻辑链条:信息供应者通过媒体的传递,使信息达到受众,在这个过程中,从文字、视频、声音、价格、情报到各种不同形式都是媒体。

以前,大家更多是把新闻媒体作为媒体的代名词,但如果从比较广义的定义,其实所有涉及到信息中介、信息传播的都可以叫媒体,归根结底,媒体就是解决信息的不对称。

在媒体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的指标是传播的效率与准确性。在最早的时候,大家的信息交流都靠口耳相传,一个人只能跟一个人、几个人说,而且经过多次传递之后,可能话的原意就彻底被改变了。

在这之后,一直到现在,随着信息介质的变化,媒体的发展效率越来越高,尤其是在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发展之后。但到现在,有了几个新的趋势。

一个核心的趋势是去物理依赖。信息的传播要变得更有效率,要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准确地传达到更多的人,必须要依赖介质和手段,而且这种介质传播必须要依赖于物理的基础来实现,比如说报纸要进行排版、印刷、派送,到了广播的阶段需要一个广播接收器,到了电视时代需要电视,到了现在,则需要电脑、和手机。

但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传播的关键环节对物理介质的依赖性正越来越低。未来,大家最后只需要一个终端,就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大量的信息,对线下的资源和渠道的依赖越来越弱。

因此,媒体的信息供应也在爆炸式增长。过去,当你生产一个信息的时候,要登上报纸是很难的,因为受到物理条件的限制,它需要经过大量的中间环节,每个中间环节对于信息的生产、传播都会有限制,资源是有限制的。而随着全面的信息化,尤其是像现在各种新的微信、微博等等各种各样的新的技术之后,每个个体都完成信息的一点对多点的传播。

这就带来了自媒体的兴起,这个自媒体,不是现在大家说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自媒体”,而是说,所有信息源都可以不通过中间环节,直接将自己的信息传递到海量的用户、海量的受众,每个信息源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媒体,它既包括大家说的自媒体人,也包括企业、政府,甚至包括未来所有的物联网设备等等。

当信息爆炸式增长之后,媒体的形态也就面临变革。

过去,大家是大量地作坊式生产,一家媒体几十个人,每个月写几十几百篇稿件,就把版面装满或者把一个节目时长填满,就完成工作了。但现在,信息爆炸了,每个用户面临是铺天盖地的信息,传统的媒体形态就不足以支撑这样的信息传播过程,所以,它必然就像工业革命一样,传统的作坊消亡,工业化生产形成替代。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微信公众平台和《今日头条》,不再是说我自己生产,而是把别人生产的资讯聚集,然后通过系统进行推送。

此外,最近大家看到美国的媒体,已经开始通过计算机直接调取最新的上市公司财报,抓取核心数据后,由机器来撰写新闻稿件。当然,目前它只能写简讯,但是这样的模式,将带来更自动化的生产。而且,这个自动化不仅在生产环节,包括在它的渠道环节,包括在不同环节之间的撮合过程都会出现。

这样一个从农业时代走向工业时代的转型,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趋势:脱媒。

脱媒这个词其实它最早是在金融行业里边出现的,金指的是业务去中介化。但实际上,现在所有的行业都在脱媒,因为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消除中间环节的信息的不对称,中间价值就萎缩甚至消失掉了。为什么大家说20年后,所有的公司都是互联网公司,它的一个核心就是,未来的公司会通过新的信息供应方式来解决他的中间价值流失,并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

那么,对于媒体,尤其是新闻媒体来讲,随着媒体价值的转移,产业形态也将面临巨大变化。

一般来说,媒体价值主要分成三方面:

一,内容价值。提供优秀的内容来获得收益。你文章写得好,有别人提供不了的干货信息,别人就会来看,这是基本的一个价值。

二,渠道价值。通过内容,媒体实际上实现了用户的细分,比如天天看股票信息的人,自然多是股民。所以,媒体可以通过信息传播为企业的销售提供帮助。

事实上,在互联网媒体兴起之前,传统企业的营用户获取很大程度上都对媒体有很高的依赖,因为它们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迅速地告诉海量的用户,我生产了什么产品,有什么样的性能,可以到哪里去买。他没有办法做到,只能通过媒体。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砸多少钱,登多少广告,能够获得多少的收入,其实是可以计算的,这就是媒体的渠道价值,而现在,这个价值是被替代得最严重的,因为未来企业、政府……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媒体,比如招商银行自己建立微信号,有几千万粉丝,他只需要推送一条信息,所有几千万粉丝就马上知道了。

三,服务价值。媒体通过信息的整合,他获得更多的资源,然后再依托这一个资源去做一些增值的服务,直到本身深度参与到产业链条之中。

过去,传统媒体主要依靠渠道价值输血,服务占的比重并不大。但现在,渠道价值被在萎缩,并且向寡头集中,这将导致媒体的转型更多地走向垂直细分,媒体需要更多地平台化和工具化,从而加大内容价值、加大服务价值。

从未来来看,媒体的转型主要有这样几条出路:

第一个是以内容为核心,通过更优秀的内容获取价值。比如上海的界面,他们现在大量地招新闻记者,未来的路径显然就是要做强内容,再以此来抓广告、收版权费,做付费阅读等等,此外还有一个就是会员供养,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罗辑思维。

这个模式的生产需要大量能写好文章的人,就像大规模制造的石英表、电子表发展起来之后,瑞士机械手表依然还是纯手工一样,但是把内容做到极致,把内容做成奢侈品,再来获取它的价值的回归,这是它的大路径。

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这个模式面临几个大的问题。中国的版权现在维护还是一个巨大的环境缺失,包括从立法、从产业环境、到过去的既有的历史。在美国,付费阅读做得相对好很多,这是它们从电子化开始就有强烈的版权意识,而中国传统媒体过去的短视,让它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的战略纵深空间,要再重新建立一个版权的市场环境,是很困难的。

同时,内容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价值天花板。因为内容是很难估值的,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对内容的一个准确的价值判断,是模糊的,而且是普遍低估的,它带来的价值,难以支撑一个足以庞大的产业体系。

比如一篇很好的文章,可能掀翻一批贪官,可以影响一个公司的上市,不管是促成也好、阻碍也好,它可能对政治、商业产生的影响极为巨大,带来的实际市场波动可能数以亿计、十亿计甚至更大,但是他这篇稿件值多少钱呢?很难去量化,可能这篇稿件实际上最终作者也就只有几百块钱的稿费,对媒体机构来说,在市场上需要转化的时候,也很难转化的。像《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十几年的积累,中国做得最顶尖的财经媒体之一了,到现在估值也就20亿,和电子商务、游戏、社交网站比,甚至新闻网站比,都远远不及。

第二个模式就是以渠道为中心。典型例子的是过去的各大门户,现在的微信公众平台、百度、今日头条等等,它自己生产内容很少甚至不生产内容,通过提供信息渠道,把用户抓在手里面,把规模做大,通过渠道再来反向抓内容、抓价值。

它有各种模式,比如说像微信公众平台、虎嗅、钛媒体、知乎这样的UGC,让大家去自发生产,他做的就是说我建立一个渠道之后,让大众来生产内容。还有通过内容整合或是爬虫抓取、数据自动生产——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国外通过机器自己写财报稿件等等,未来可能还有更多模式。

但是不管哪种模式,他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与内容不同,渠道最终会走向寡头。

内容可以是大量的垂直细分,彼此之间竞争很小,我做好我的内容和你做好你的内容是不冲突的。但是渠道的特征是占用用户的时间,谁占用时间多就是强渠道,我占用的时间多了,你占用的时间自然会变少,所以渠道的模式不仅是在媒体内部竞争,而且还在媒体外,而且一旦一个强渠道形成,会对其他所有渠道都会形成压制,所以像这种渠道是高度搏杀的环境。

而且,要完成强渠道模式的话,需要很强大的技术和整合能力,但对传统媒体来讲,他们的转型很难,因为他们并不懂技术。它们过去的渠道力量集中在线下,在物理层面,比如我有多少个派送点,有多少送报员,在邮局有多少发行等等。它们很多都不知道基于信息网络的媒体生存需要怎样的要素与规则,比如怎样做SEO,怎样做PC和手机不同浏览形式的自适应,怎样吸引流量和流量变现,甚至它们连网站都没有。

第三个模式是以服务为核心。这是未来很多媒体可能最能够体现价值的一个方向。

媒体集聚了大量的细分用户,实际上可以为这些细分用户提供非媒体的行业服务,但这方面过去是传统媒体的弱项,因为传统媒体以前更多是依靠广告来生存,但是服务做得很少。而未来当渠道价值被替代之后,广告总量的下滑,将逼迫它们更多地向服务转移。

这里我再补充一下,虽然脱媒是一个大趋势,但在信息爆炸的大环境下,用户获取信息也依然需要渠道,只不过渠道的功能更多地转向整理、细分、搜索等等,但这方面将更多地寡头化,就像过去投向传统媒体的广告,现在实际上越来越多地投向了百度、微博、微信等,而且它们的聚合作用会越来越强,包括线下的资源也会不断被吸附到新的渠道体系里边来。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不管是强内容也好、强渠道也好、强服务也好,再怎么转型,未来媒体都需要有一个业务核心,就是大数据库。

过去,可能都市报最核心的资源是线下有大量的派送体系、营销体系,我能够很快速地达到用户,但你并不知道你的每一个用户,每天什么时候看新闻,看什么新闻,看了多久?而且传统媒体过去的内容,是一个新闻易碎品,今天生产的内容今天读者消化了,明天就没用了,明天的新闻后天就没用了,很难形成新的价值。

但现在,新技术在带来脱媒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契机,就是大数据挖掘的可能性。

一方面,媒体已经可以通过信息技术构建自己的用户数据库,知道这些用户关心什么,在做什么,喜欢看什么内容,以及背后代表的用户取向,他们的价值诉求,然后你再通过对这些诉求的整理、挖掘、分析,抓取用户和客户的痛点,提供更好的渠道整合,或是更多的增值服务。

另一方面,媒体过去累积的内容,也能构建成为一个大的数据库,通过历史文献数据的深度积累以及挖掘,这些在过去传统媒体模式下价值无限趋近于零的历史数据,在新的数据服务体系下,会因为它的历史参考价值重新焕发青春。

当然,媒体的数据大多都是非结构性数据,它的提取、它的分析挖掘或者说它的价值,还有待完善。但只要它的数据累积一旦充分,基于自己的模式和场景构建好了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模式,把媒体和服务之间的这样一个价值打通,它会产生巨大的想象空间。

所以,在新的媒体时代,大数据库的构建、维护、分析挖掘与价值变现,将成为媒体转型的关键。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媒体首先需要做的,是寻找自己的核心定位。

媒体有的是行业的、有的是面向公众的,有些是面向财经的,或者说有的是做服务的,大家的定位不一样、特点不一样,模式也不一样。但是不管是哪个模式,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定位,来选择自己的内容、渠道、服务模式以及我的价值怎么去实现,再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业务框架,然后确定我线下的资源怎么去累积,大数据库怎么去构建等等。

归根结底回到一句话,媒体现在是面临大转型的时代,过去传统的媒体商业模式和它的生产模式,都已经面临淘汰,或者说面临着彻底的颠覆,而颠覆的情况下,它要转型的核心都必须依托于大数据来构建自己的模式、体系和应用场景。

关注科技杂谈,洞析科技大事

中国通信行业影响力最大的自媒体(科技杂谈文章,均同步发布于犀牛财经网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keji_zatan

文 / 王云辉

2014年7月16日,在北京金融街29号,中国移动集团总部大楼四层报告厅,只用了短短3个月就完成筹备的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俗称“铁塔公司”,以下简称通设服)正式挂牌。

国资委(资产主管部门)副部长、工信部(行业主管部门)副部长、三大运营商的董事长与总裁(或总经理)全部与会,这一近年极为罕见的阵容,让绝大多数参会者都嗅到了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前期的低调布局已经尘埃落定,通设服的发展计划已成阳谋:它将以三大运营商注资起步,以新建铁塔的增量资产为切入点,在1年至1年半时间内,完成对三大运营商存量铁塔资源的收编整合,并在引入民资后进一步转化运营商网络资源,最终转变成中国的“通信基础服务公司”。

这样一个布局,在业界不乏争议,支持者认为将化解运营商定位模糊的核心矛盾,帮助运营商转向轻资产化,反对者则担心通设服将成为新的垄断,让中国电信行业重新回到市场化改革前的困局。

以上两论,均各有严密逻辑,此处不妄作结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此前的争论多着眼于行业,但在当前的宏观环境下,电信业的改革必须要自更全局的视野着眼,才有可能深入了解个中三昧。

正如通信行业知名人士陈志刚所言,无论是4G牌照发放,虚拟运营开放、铁塔公司成立、营改增试点启动,价格管制放开,乃至下一步的驻地网开放,中国停滞多年的电信行业改革,在2014年已经重启,貌似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但在这些改革背后,外界一直没有看清两个核心问题:一、这一轮改革的原因与核心推动力何在?二、这轮改革的轮关键诉求是什么?其关键原因在于,通信业内的视野多局限于行业自身;而外界对通信业的改革要点普遍缺乏了解。

这一现状的产生,源于中国电信行业改革的位置与价值转移。

电信业务在中国的历史已逾百年,早在1880年,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提出,“电报实为防务所必需”,但它真正由政务、军事转向民用的全面市场化,实际上只有30年历史。

1993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5年酝酿,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同一年,中国电信业市场化改革正式发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身份,其战略定位从国家的核心基础设施,转变为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普遍服务。因此,电信改革无论速度还是力度,都远较其他行业更加激进与深入,从政企分离、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至重组分拆,行业内利益的阵痛不断。

正是在这个阶段,电信业实现了爆发增长,到2014年6月,中国已有超过2.5亿固定电话用户,超过12.6亿手机用户。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通信业的带动作用也逐渐淡化,金融、能源、交通等行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逐渐取代通信业,成为新的中国经济改革中坚力量。在2007年,就已有信产部人士在与我的私下讨论中表示,通信业已逐渐退居改革二线。

于是,中国通信业的改革逐渐放缓。尤其是在2008年电信业“6合3”重组的第四次重大改革(此前3次分别是1994年联通成立,1999年中国电信拆分,以及2002年电信南北拆分)之后,行业的竞争态势与利益格局逐渐固化。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从1980年开始酝酿的《电信法》,直到2014年仍然悬而未决,虽然其中有多种原因,但各种部门利益和监管体制的纠结亦是关键症结。

2010年以来,伴随移动互联网产业尤其是OTT业务带来的颠覆性冲击,电信业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电信业内的改革阻力空前减弱。这样的形势,导致了外界的认知错位,即认为市场变化是电信改革的核心动力,并把对通信行业改革的趋势分析与成效评价拉进了错误的坐标系。

事实上,要全面解剖新一轮的电信改革,只有将其纳入中国政治经济全局进行考量。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多个政治经济领域都已开始全面改革(对此,我此前曾有文章分析相关细节,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科技杂谈”后,回复数字148查看文章《【改革观察】运营商重组将近?》,回复数字154,查看文章《电信改革大时代》,回复数字188查看文章《2014电信改革前瞻:复杂形势空前》,以上三篇文章中分析过的内容,本文不再赘述。)

毫无疑问,如同30年前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定位,电信业已经重新回到改革一线成为当前中国改革棋局中的重要布子,甚至在某些领域成为实验田。

这带来的一个关键变化,是电信改革将更多地“服从大局”,虽然行棋于行业内,但最关键的作用将体现在行业之外,改革中也会存在更多让行业内人士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行业利益舍弃——过程中,可能也不乏行业内博弈力量的推动,但那并非改革加速的核心原因。

比如,2014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营改增,短期内将导致运营商业绩下降,但电信业仍然被列入了最早试点的行业名单。甚至不乏业内人士认为,主管部门此前推动的网间结算调整、营销成本控制等政策举措,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对冲营改增对运营商尤其是运营商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比如,无论是虚拟运营开放、驻地网2014年内将开放、运营商员工持股可能放开,以及通设服将引入民资,都是以改革国企、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为核心。

比如,通设服与三大运营商甚至现有央企有巨大差异,不再由中组部和国资委进行人事和资产管理,而是引入民营资本,并由三大运营商与民资共同组建董事会,由董事会任免管理层,并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7月15日,国资委强调了未来在试点企业的探索,以及可能会有的六个突破: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有效制衡、平等保护的治理结构;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探索市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等。

通设服因为没有历史包袱,所以从成立之初,它的股权机制、人事机制、薪酬机制以及决策机制,就已经成为了国企改革“不是试点的试点”。

诸如此类,仍将继续。

关注科技杂谈,洞析科技大事

中国通信行业影响力最大的自媒体(科技杂谈文章,均同步发布于犀牛财经网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keji_zat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