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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8

文 / 林紫玉

作为民资进入电信业的里程碑,为期两年的移动转售业务试点即将拉开大幕。

随着中国联通最后一轮评审的结束,由三大运营商挑选的移动业务转售资格入围名单,将在本月内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

据了解,牌照发放就在年内,而正式放号定于明年五一。

“每个运营商都挑选了6-10个合作伙伴。”一位参与移动业务转售牌照申请的企业人士透露。这意味着牌照发放数量很可能超出此前6家的估算。

一位运营商内部人士表示,牌照多发是由于申请者众多难以平衡。而申请者们则感受到,电信联通传递了更多的积极信号。

明年五一放号

共有70余家企业参与了转售业务牌照的角逐,但最终牌照发放将锁定三类企业:一是渠道商,苏宁、国美、迪信通、乐语等有望获牌,二是互联网类,与中电信签订了战略合作的阿里巴巴铁定获牌,三是拥有行业用户资源的企业,如信威通信、用友、金蝶等。

许多从未经营过电信相关业务的企业被拒之门外,如万达、红豆集团等,尽管这些企业并不缺资金。

根据主管部门的统一规划,明年1-4月为转售商与合作运营商的系统对接期和准备期,从五月一日起正式放号。

迪信通、乐语等相关人士证实,前期的系统投入会在上千万元。但这与预期收入相比不算什么,按照现有电信业务市场1%的规模预测,转售业务年收入将达百亿元左右。

由于牌照选择权多数掌握在基础运营商手中,因此,本月内上报的入围名单,如无意外,将成为最后的获牌者名单,只是具体发放时间未最终确定。

电信联通表现积极

在10月11日的最后一轮评审中,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率领十省相关负责人以及总部四个部门出席,表现出足够的重视。

联通总共举行了四次评审,中电信虽然只有三次,但却是最早完成的,据悉,中电信甚至会为转售业务成为一个处,设在公客部。

最蹊跷的则属中国移动。据了解,从试点办法到现在,中移动业务负责部门采购部,只召开过一次关于申请报名的会议,此后没有任何评审。一些申请者认为,中移动让采购部负责甄选合作伙伴,可能会采用其擅长的集中投标方式,而非电信联通的评审方式。

不管何种方式,中移动也需要在本月内上报其挑选的名单。业内人士认为,明显区别于电信联通积极态度,中移动实质上对移动业务转售没有兴趣。作为移动通信市场的主导运营商,中移动的主要任务在于维系存量,而非抢夺,转售商的加入只会降低其ARPU值。而作为弱势运营商,电信联通明显可以通过更多的分销伙伴,来抢夺中移动的存量市场。

在已经成熟的海外市场,转售商和虚拟运营商也为弱势运营商所欢迎。比如T-Mobile利用维珍在年轻人中的优势找到了新的增长点,T-Mobile从2000年的市场第五到后来的市场第二,虚拟运营商的贡献功不可没。

许多转售牌照申请者也担心,与中移动合作,难以拿到优惠政策,或是未来遭遇掣肘,因此,申报中移动合作伙伴的数量不及电信联通。

19个月考验期

不过,拿到牌照并不意味着就是躺着收钱。国内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高达84.9%,多数经济发达地区普及率已经超过100%,移动转售业务的市场定位是存量争夺,同时又不能与主导运营商形成竞争,带来的经营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

未曾在试点方案中披露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获得牌照的转售商,若在从明年五月开始的19个月后,未能达到约定的用户规模,牌照将被收回。具体的规模数额,将由转售商和合作运营商谈判约定。

多数准牌照获得者都对此抱有信心,他们认为,瞄准细分市场,做定制化、个性化的电信业务,是能够与基础运营商形成互补的双赢市场空间。

手机连锁渠道乐语相关人士乐观估计,经过试点期后,转售业务就能实现盈利。在此之前,他承认,会经过一个漫长的市场培育期,这个阶段,转售业务会成为融资工具。

该人士不认为价格战会让转售业务打开局面,“这样就直接触动了基础运营商的利益,只是降价他们干吗让你干?”他认为,价格会有一定优惠,但幅度不会太大且不显性,用户更多的会关注到更灵活的套餐政策和组合。阿里巴巴内部一位人士也透露,他们设计出的业务组合“令人眩晕”,会是市场上从没见过的富有吸引力的电信业务。

据了解,目前价格条件最优惠的是中国电信,承诺六折批发价,联通约在六点五折左右。“但相信最终都会统一在六折。”一位内部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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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7

科技杂谈注:最新的消息显示,工信部官网信息证实,中国移动版苹果iPhone5s(设备型号A1518)和iPhone5c(设备型号A1516)已于今年8月30日便已经通过了工信部认证,且都同时支持TD-LTE/TD-SCDMA及GSM网络。而坊间流传的中移动宣传海报则宣称,支持TD-LTE网络的iPhone5s/5c将于11月上市发售。

文 / 宿艺,本文同时发布于壹观察(guancha01),原标题为《看看美国运营商是咋卖4G手机的》。

随着4G频谱划分明晰、中国移动TD-LTE网络建设扩大至326个城市、4G牌照发放“倒计时”,国内手机市场正处于产业升级的“窗口期”,运营商和各手机厂商都在积极应对新的“洗牌”机遇。

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的手机市场,4G网络已商用超过3年,其运营商对终端市场的操盘无疑最有借鉴意义。笔者近日实地探访了美国主要运营商和零售渠道,并采访了多家手机厂商高层,以下为主要信息干货。

1、4G普及速度远超3G。

美国运营商Verizon于2009年开始部署LTE4G网络,真正大规模商用建站则始于2011年一季度,在两年半时间中,美国主流运营商4G建网已覆盖本土97%人口,目前美国在售45%手机支持LTE网络,智能手机比例更是接近70%。

中国在3G时代曾落后于国际主流市场近7年时间,但4G时代在中国移动“抢跑”驱动下,年内TD-LTE网络就可覆盖超过100城市。中国移动更是计划两年内基站采购超过40万个,基本覆盖县级以上区域。届时我国4G普及速度将超过欧洲平均水准,国内3G时代的市场发展经验不能“生搬硬套”。

2、2014年中期高端智能手机普遍支持4G。

4G已成为美国市场中端以上手机“标配”,目前售价200元美元以上的在售产品都支持LTE网络,后付费市场则低至149.9美元。

美国用户手机更换速度约为18-24个月,而中国用户更新手机速度更快,年轻用户平均约12个月,因此国内4G中高端手机普及速度将更快。

中兴通讯美国公司总裁程立新对此表示,4G已成为进入美国运营商集采的标准。TCL通讯中国区总裁王激扬则认为,随着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对4G的大力宣传,以及年底4G正式商用,明年运营商渠道在售中高端手机都将支持4G,“因为没有消费者希望花大价钱买一款过时手机”。

3、运营商主导力再次提升。

美国99%的手机销售都为运营商合约机,裸机销售仅为1%。

在国内市场,运营商依靠3G网络和手机集采完全改变了手机玩法,目前销售占比已超过50%。在4G时代,随着对运营商网络、以及终端集采力度的加强,国内运营商主导能力将再次明显提升,如中国移动计划2014年4G终端集采5000万部,2015年有望达1亿部。

4、手机质量门槛提高。

美国一款手机上市需要通过美国国家准入认证(FCC)、第三方认证、运营商在网实测;Android手机还需要通过谷歌认证、WP手机微软认证,每一款产品版本改动都需要重新走一遍流程。一旦出现质量问题甚至会直接进入运营商禁售“黑名单”。

由于国内手机市场进入门槛较低,鱼龙混杂,特别是三线以下城市手机市场混乱,个别省份运营商集采漏洞较多,造成国产手机间质量差距较大。

随着4G高速网络对终端要求增强、4G终端本身门槛提升、运营商内部审计力度加大,传统山寨手机市场空间将会大大缩小,大量中小品牌手机将进入洗牌期。

5、小米作法玩不通

美国运营商一般每年与手机企业进行战略会谈一次,确定本年的手机要求、款式、供应状况、出货时间。而集采一般为每年两次,手机厂商中标后销售窗口时间一般为6-8个月。像中兴、TCL(阿尔卡特)中标后一般1个月内就完成出货。

而在国内市场产品发布时间、上市时间、批量出货时间都不一致,像小米甚至会长达4-6个月。以红米手机为例,中国移动终端公司在今年6月下单,广东移动销售门店甚至8月就打出了促销广告,结果两个月后还未到货。

中国联通市场营销部相关人员对笔者表示,联通与小米的合作更多是市场营销层面,在米1上已经吃过亏,联通今后的集采要求产品发布月内就必须规模上市。

6、销售渠道

美国是运营商合约机为主的市场,并全面深入到几乎所有手机销售渠道。目前比例约为:沃尔玛/百思买(30%)、第三方销售门店(25%)、运营商自主门店(20%)、运营商官网电商(10%)、亚马逊/ebay(10%)、其他(5%)。

国内运营商合约机比例约为50%,未来苏宁、国美、迪信通等连锁渠道,京东、天猫等电商网站,以及运营商自主门店和电商渠道将成为国内4G手机销售的主力,合约机比例会明显提升。国产手机向公开渠道拓展、品牌升级的时间窗口将会缩短。

7、购机价格下降

美国手机市场后付费占比75%,预付费24%,裸机销售1%。明显的特点就是运营商对后付费市场补贴很高,甚至力度会达100%。加之美国信用体系完善,用户购买后付费手机价格并不高。如苹果iPhone5裸机16GB价格为649美元,加税后约4000元人民币。但运营商后付费合约机只需要199美元(约1200元人民币)、三星S4也是199美元,用户购买门槛较低。

而在中国市场,目前三大运营商合约机都是预付费为主,价格超过5200元人民币,超过大多数用户月收入,购买门槛很高。后付费合约主要针对集团和政企用户,难以惠及普通用户。

不过随着虚拟运营商明年准入,与商业银行合作深入,以及竞争加剧,国内三大运营商也都在研究针对高端用户推出后付费合约套餐。随着国际一线品牌高端产品购买门槛降低,对国产手机品牌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

8、4G手机资费下降

美国Verizon每月4G套餐为29.99美元,4G流量为2GB,并给于用户无限通话时间和短信条数,对于月平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美国用户来说,消费占比不足1%,门槛很低。

而国内4G套餐目前最低为80元(青岛移动),还仅限于2G流量,并不包含语音和短信费用,对于普通收入用户来说门槛依然很高。

而国际上高资费阻碍4G发展并不缺乏案例,如英国第一家推出4G的运营商在2012年底推出4G服务,20英镑的套餐只含流量500M,在5个月内只发展了31万用户,被迫调低资费。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4G初期限于建网速度和优化,为确保用户体验,资费相对较高可以理解。但随着4G网络建设快速覆盖,国内4G流量资费下行已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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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1

提要:中国移动应该被管制,甚至应打掉一半以上的利润——但管制方法应该更加市场化。

文 / 西山竹语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同情中国移动。

相反,我更激进的认为,如果行业主管部门真有意愿和有能力实施非对称管制的话,至少应该打掉中国移动目前一半以上的利润!

这对中国移动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至少长期来看真的不是什么坏事。

以目前的舆论、社会、管制环境来看,年利润超过千亿的中国移动的存在,即是中国移动自己的悲哀,也是通信行业的悲哀,更甚者,可以说是国企的悲哀。

因此,我支持对中国移动实施非对称管制。

但是,我同样反对工信部主导的,意图通过网间结算这种简单粗暴的野蛮社会处理问题的手法,来对中国移动采取非市场化的方法。

出台这样的政策,无非是想打土豪分田地,因为中国移动太有钱了,现金多的不正常,至少在全球的公司中找不出第二家有如此多现金流的企业。

但是,如何把这笔钱用起来,有价值的用起来,行业管理部门除了简单的切蛋糕之外,并不是没有选择。

那么,如果把市场交给市场,有形之手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应该如何盘活中国移动手中规模巨大的存量现金,以及源源不断的新增利润?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解下捆绑在电信运营商投资管理机制的绳索。

比如,是不是可以考虑,用中国移动的利润和现金,作为宽带中国战略的启动基金呢?

至少我觉得是可行的。

按照工信部自己的测算,宽带中国需要万亿人民币量级的投资,单纯的靠电信联通显然不行,即使给中国移动重新开放固网牌照,忙于4G投资建设的中国移动,恐怕短时间也难以投入足够资源力量。

那么,能否由中国移动代替国资委出资,联合电信联通,共同成立一个独立的宽带普遍发展基金,实行独立的资本运作?

这样,一方面,进行宽带中国战略有关的基础网络和应用的发展的投资,一方面,依靠中国移动源源不断的利润输血,一方面还可以考虑在资本市场进行公众融资。

这样的“一石三鸟”办法,既能够用市场化的方式消耗了中国移动的巨额利润,又能够使中国海量的存量现金不至于天天贬值,反而能够通过投资实现增值,还帮扶了电信联通这两个难兄难弟,更解决了宽带中国的资金燃眉之急。

此外,宽带普遍发展基金的设立,还有利于引进民间资本,开放基础电信服务市场,说不定还能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这种方式,相比简单的切蛋糕的调整网间结算,更有利于行业发展,也有利于国资保值增值,还解决了国策融资困局,何乐不为?

问题在于,我并不乐观此种方式能够行得通,这样的道理有关部门自己不可能不懂,有关的专家学者也不可能不懂,但是懂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要实现这样的政策,显然就不是工信部一家说了算的,至少发改委、国资委和财政部这三个衙门就需要加入进来。

当然,明知不可行,我依然要呼吁为政者,决策需要谨慎,请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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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09

文/王云辉

昨天,联通A股上市公司(600050)尾盘涨停了。

原因大家已很清楚,此处不再赘述。

为避免一些大家都能理解的风险原因,对于工信部是否调整网间结算,以及是否对资本市场产生了密切的影响关系,我在此不再透露任何事件进展与细节信息,只谈自己的个人观点,请大家见谅。

1、假如有关部门调整网间结算,最主要是为什么原因?

答:毫无疑问,打掉中移动的利润,让三大运营商的实力趋于均衡。

如果从新增业务来看,当前,三大运营商的竞争格局已经趋于平衡,如在2013年前7个月,联通占据了中国新增用户的44.2%,电信占25.5%,中移动只占30.3,而在运营收入指标上,2012年全年中移动只增长了6.1%,联通增加了13.2%,电信增加了12.7%。

但从三大运营商的利润总和来看,中移动一家就占据了85%,而在移动用户数上,中移动拥有7.2亿,联通拥有2.4亿,电信则拥有1.5亿。所以从整体来看,通信运营行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依然较为集中。

2、为什么一定要打低中移动的利润?

答:一直以来,三大运营商都是国资委管理,并进行业绩和利润考核,同时它们也是上市公司,这迫使三大运营商不得不陷入激烈竞争,以维持自身业绩增长,但在另一方面,工信部是通信业的行业主管部门,它希望运营商更多地承担行业普遍服务、国家产业战略等社会职能。

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三大运营商的定位长期处于模糊状态,外界既希望运营商赚钱,做大做强持续发展盈利,又希望运营商不断降低利润率,“因为都是民脂民膏”。

有意思的是,过去多年来,中移动曾每年都平静地保持数十亿的网间结算“输出”。或许,这可以被视为一个被有意维持的,中移动通过网间结算向联通、中电信“暗中输血”的平衡,但在2008年以来,这个平衡却被打破了(详见下文)。

这或许是催生了新一轮的网间结算政策调整可能出台的重要原因。

3、为什么有可能采用调整网间结算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

答: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在既有的监管手段中,这个方式最“有效”也最“方便”。

从根基上来看,电信业本身就是一个天然垄断行业,无线频谱资源、牌照、固定网络、基站站址、网间结算标准等生产要素,直接而且大幅影响着运营商的规模、业绩与利润率。

另比如,在2008年以前,由于固定电话拨打移动电话的网间结算资费只有0.1元/分钟,所以中移动每年的话音业务结算都是净支出超过70亿人民币,但从2009年开始,由于3G发牌后,工信部为了扶持自主3G标准TD-SCDMA,所以TD-SCDMA用户拨打其他电话的结算费用只有1.2分/分。

所以,随着中移动3G用户增多,近几年中移动的网间结算支出开始减少,并于2013年由负转正,变为净收入。(这也是前文所说的平衡被打破,“输血”不再持续)

而如果重新调整网间结算,将移动电话的结算资费由双向6分/分钟,下调至每分钟有2-3分钱的费率差,甚至进一步取消TD-SCDMA的结算优惠,则联通和中电信的话音网间结算将重新从中移动身上切下“蛋糕”,否则就只能被中移动切。

一进一出,相差千里。

对此,一位朋友有一句经典总结:中移动3G业务的高速发展,成为了监管政策调整的最大动力。

4、我为什么反对这个调整办法?

答:如同前文所言,通信业是生产要素影响下的天然垄断,所以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电信市场化改革,绝大多数都是在调整生产要素上着手:业务分拆、不对等网间结算、牌照准入限制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更行政化的干预手段,比如运营商高管轮换、利润划拨等等。

在中国通信行业发展早期,政企不分,市场主体单一的情况下,这些手段确实取得了明显成效,行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通信价格资费不断下降。

但现在,这些手段,对市场化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小,累积的负作用却日益凸显。

这是因为,在一家企业强势情况下,从生产要素环节其进行不对称限制,这导致了各家企业在不公平的基础条件下进行竞争,只能采取相对极端的竞争手段,自然不可能促成一个真正市场化的行业生态,最终只能导致行业“越扶越弱”。

这就像故事里的狐狸,帮左边的小熊吃一口饼,右边的饼变多了,再在右边饼上啃一口,左边的饼又多了。

从既有的历史来看,过去采取的非对称管制,都取得了较为有效的短期效果,但也都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后遗症。

比如互联网间结算,为了补贴联通和中电信的宽带发展,多年来一直是其他运营商向联通、中电信付费的单向结算,所以即使是双方协商,但多年来一直问题不断,而且中国的宽带速率增长与资费下降速度也都明显低于其他通信业务。

比如前文提及的TD-SCDMA扶持政策,促进了TD-SCDMA的快速发展,但却打破了行业平衡,结果带来新的监管难题。

5、如果再次调整,降低中移动的网间结算资费,打压其利润,将带来什么后果呢?

第一,中移动的话音网间结算将重新变成净支出,而且可能远高于以前的数字。

第二,由于OTT业务对短信业务的替代,本来在网间结算中份额很小,无足轻重的短信结算将进一步边缘化。

第三,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兴起,中移动近年来的互联网间结算支出一直在快速增加,已从2006年的4亿增加到2013年的25亿左右,这一趋势还将持续甚至进一步强化。

综合以上三方面因素,中移动的网间结算支出将由过去数年来的逐渐收支平衡,变为每年100-200亿级别(并逐年递增)的净支出。

如果从运营商实力与利润调节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有效。

但它又会带来一系列的,真正市场化的问题:

第一、会间接拉高部分运营商的成本,影响其通信资费合理下调。

第二、可能催生大量非市场化的竞争手段,如以回拨等方式更改主叫等,影响通信质量,并加大民资进入通信的市场后的混乱程度与管理难度。

第三、“劫富济贫”手段的滥用,将导致运营商的消极发展,弱者坐等政策红利,强者无心创新发展业绩(做得越好,被切割蛋糕、被捆绑手脚越多,不如不做),最终降低了在国际竞争层面,以及为国家、行业和用户服务的能力与实力。

第四、如果调整手段过激,可以会导致更大的矛盾激化,导致更复杂的局面出现。

6、我更赞同怎样的方式?

第一、减少以生产要素的不对称管理实现的“人为平衡”。

第二、进一步鼓励民资进入,以更开放的生态推进更真正的市场化竞争。

第三、运营商的利润不均衡,可以考虑以其它方式来平衡,比如由优势运营商承担更多的非盈利性质的普遍服务义务,提升整个社会的通信服务质量。

第四、对运营商的考核明确化,如果明确以盈利为目标,则消减其社会职能;如果以社会服务为目标,则降低甚至取消业绩及利润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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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30

文 / 王云辉

开始这篇文章前,先问两个问题:

1、你在什么地方买的手机:官网预售、网上商店,话费套餐捆绑,电视购物,还是在手机连锁店?

2、你为什么在这样买手机?为了方便?便宜?还是因为只有这样才买得到?

下面我们进入正题。

在中国,卖手机一直是很赚钱的活儿,过去是,现在也是。

我们不用再去回忆,上个世纪末开始的,那个卖一部手机就能轻松挣过百元甚至数百元的黄金时段,也不用掰手指算,过去10多年来,中国有多少人因为卖手机而发家致富。

我们只需要知道,在中国,渠道才是手机厂商的命门。

有时,渠道们也像孙子,如果你有一款明星手机,卖得快、利润又高,就会有大批渠道商找上门来,烧香拜佛也要从你库房里提一件货走。

但在大多数情况时候,渠道商都是爷。要不要代理你的手机,啥时给你结算货款,柜台放在哪个旮旯,给不给配促销员,给不给安排促销场地和时间,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让一款手机的销量翻手为雨,覆手成云。

再牛B的手机,只要卖不出去,就只是个屁——更何况,手机市场的迭代是以月计算,错过一个时机,就再也没有挽救可能。

这几年,运营商发力成为了最大的手机渠道,但对手机公司来说,形势一样没有区别,无非多了一个更大更强势的渠道而已。

过去,手机厂商们怎么做的呢?

方法1、砸钱,砸资源,给政策,把渠道们哄着,供着,只要把手机卖出去就好。

方法2、我在每个省,甚至全国只找最大的几家代理商,其他渠道他们帮我搞定。

方法3、把鸡蛋全放到运营商的蓝子里,咱们一起上菜市场吧。

方法4、渠道都是吸血鬼,老子干脆自己做渠道。

在不同的时点,几乎每个办法,都有成功者与失败者,但不管他们如何折腾,大抵都还是在实体店的一亩三分地里折腾。

但现在,互联网正在颠覆这个生意。

一开始,是一些人开始在网上卖手机,有的开淘宝店,有的自己做专门的手机销售网站。

后来,是众所周知的小米出现了。

如果说乔布斯为世界重新定义了手机,那么雷布斯则为中国重新定义了手机渠道。

不再是传统的玩法:在网站上一堆测评,一堆报告,一堆新闻,然后用户自己来挑选,我要什么手机,然后下个单,我找快递给你送家里。而是搭建了一个围绕小主手机的生态——这一点分析过的人太多,这里不再展开。

反正,从此时开始,”互联网手机“就真正走向主流,并把传统渠道彻底扔出了墙。

过去几年来,大的趋势是,手机市场的趋势是网上销售在增长,运营商渠道销售在增长,社会渠道在下降。

如果更准确地说,互联网公司是把手机当作渠道抓取用户,而不是用渠道来卖手机。当然,那些打着互联网旗号,进行营销、炒作,预售的形态也同样存在。

但不论如何,从今年的形势来看,互联网对手机渠道的侵袭已越来越强。

比如,9月23日,LG宣布重回中国市场,将联合京东商城,在中国市场发售其今年的旗舰手机。

比如,9月25日,100+V5手机在京东开售,30000台手机在8分钟售完。

比如,9月29日,大可乐手机2S手机上市,CEO丁秀洪同时透露,大可乐1、大可乐2和大可乐2X三款手机总销量已超过100万台。

比如,虽然还未正式上市,但小米3在9月已进行连续7轮的抢购,预售总数已达50万台。

比如,9月26日,歌手韩庚在微博上称,他和团队努力很久的手机已经完成——可以预想,这款手机也必将以互联网方式

与传统相比,网络不但可以抛开传统渠道的层层削肉,而且可以将大数据的优势最大化:既获取更大的用户品牌忠诚度,也能降低制造端的备货与库存风险。

不过,传播渠道了也并没有出局,它们依然有自己的优势。

比如,线下的渠道能够提供大量互联网模式无法提供的服务与功能:例如刷机、装软件、装电影、装小说、贴膜等等,这些业务看似不起眼,但却真正”接地气“,且利润高昂,并能进一步提升用户的品牌感知与信任感。

比如,曾经以”工厂店“模式杀入低端市场的尼彩手机,最近就在宣布砸下10亿打造互联网渠道同时,也将全国几千家”工厂店“,改造成以体验与服务为主的店铺。而100+手机也一方面联手百度、电信、京东、迅雷强化互联网开放合作,一方面通过自己的B2B的小额直供平台,为全国数万家”夫妻店“供货。

比如,手机连锁迪信通把热门软件植入存储卡出售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产品,也居然实现数千万元的流水,和70%的毛利。

可以预见,未来最的手机渠道,将不再是单一的线下渠道,运营商渠道,或是互联网渠道,而会逐渐走向”网络+水泥“深度结合的结构,并产生更强烈的化合反应,为手机业带来更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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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29

文 / 王云辉

其实,互联网就是一个江湖。

这里没有金庸古龙黄易,却一样有着阴谋暗算厮杀。

谁是仙,谁为魔?在这里,不用深究,也无法深究。

如果按照小说的划分,无论现实,还是玄幻,都有着太多的流派,但大抵来说,都不外乎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势”,个体的力量有限,而群体的力量无穷,主人公的出头之路,在于左右逢源,借力打力,如同韦爵爷,虽然身无神功,却依然能黑白通吃。

一个方向是“力”,用网络名词来称为“高武”,即个人武力为最高准则,少数的强者制定并维系整个社会生态的秩序与平衡,强者得道,则鸡犬升天,强者逝去,则天地倾覆。

势的代表,是政府,是朝廷,任你如何强横,都只能融入体制,成为这个庞大机器的一颗零件。

力的代表,是修真,是豪侠,只要一剑在手,就能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科技的进步,正让个体的力量越来越微弱——除非你手里提着那个能够打开潘多拉魔盒的手提箱,否则,你就只能老老实实打工,或是让别人来给你打工。

但在互联网上,却是一个江湖,是一个“高武”的世界。

在这里,用户没有安全可言。我们的硬盘,我们的手机,我们的密码,我们的隐私,都如同已经被洗剥干净的肥羊,放在盘中等待强者就食。

这是个无数比特信息构筑的世界,随地都有流氓、山贼甚至独行大盗横行,相对我们脆弱的数据身体,无论蠕虫、病毒、木马还是黑客,都能够随时置我们于死地。

这里没有朝廷,没有捕快,我只能到镖局招来强壮的保镖,把守大门。

保镖完成了它的承诺,打跑了流氓、山贼甚至独行大盗。

但有一天,我在院子里发现了一些陌生人,我问保镖,他说,哦,他们是我的亲戚,来投奔我的。

其实我知道,除了保镖的亲戚,有几个人保镖塞了银票,来我家里混吃的,但我不敢说。

又有一天,我把银子放进地窖,回头却看见了保镖,他说,为了保护你,我必须随时盯着你。

其实我知道,他早就把我的地窖画成了藏宝图,用信鸽送回了镖局,但我不敢说。

还有一天,我发现丫鬟突然不见了,保镖说,你不知道,她其实是个贼,想偷东西,我把她赶走了。

其实我知道,那丫鬟从来不偷东西,但我不敢说。

再后来有一开,几家镖局争夺一桩大生意,结果保镖们也在我家里打了起来。

每个保镖都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说,他们都在你家里捣乱,只有我一直在保证你的安全。

最后他们全都恶狠狠盯着我说,你选吧,我们你只能留一个。

我该选谁呢?我也不知道。

不论我选谁,他都能保护我的安全。

不论我选谁,他都保护不了我的安全。

其实我知道,他们打架,与我无关,只是为了生意。

他们保护我,只是为了把其他保镖赶走罢了。

但我还是不敢说。

因为这里没有朝廷,没有捕快,只有岳不群,只有任我行,只有东方不败。

那一夜,五大派上了光明顶,他们说要去讨伐魔教的红衣教主。

据说,魔教开的镖局赶走了很多其他的保镖,想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据说,一些镖局最近的日子很难过。

他们也是可怜人。

山下,我听到有歌声从山顶随风飘落: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唯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那声音很远很远,已经听不出是谁。

我站在风中,沉默许久,最后脑海里只想起了那一句《山坡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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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27

文 / 王云辉

41岁的中国商人王靖有很多个身份,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至少有两个。

一个是尼加拉瓜政府与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HKND”)的唯一创始股东。这家去年8月20日才注册成立的公司,将在尼加拉瓜建造一条全长近300公里,连接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造价400亿美元的大运河——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工程之一。

另一个是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威”)董事长兼总裁,这家总部设于北京中关村软件园的科技公司,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3G标准TD-SCDMA的多项核心专利,自主研发的下一代无线宽带技术McWill也正在全球多个国家市场展开市场冲刺。

除此之外,外界对他的了解有限,可以确证的是他持有北京市身份证。早年曾学习中医,后来弃医经商,控制并任董事长企业超20家。

在极少数公开露面于媒体的场合,王对自己的介绍与回应则是:“我是个非常普通的中国公民,普通到不能再普通。”

而现在,这个“普通中国公民”将再多一个新的身份——中创信测(600485.SH)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以创造了一个新的A股纪录的方式,高调登场。

惊人借壳

9月26日晚,中创信测披露重组预案称,北京信威将以其借壳上市。

268.8亿资产,36亿增发股,40亿定增融资,一共超过300亿的资金与资产,注入仅11.71亿市值的壳公司,让这一场看似普通的交易,成为了A股史上最牛的借壳上市案例。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约37.82亿股,王靖将持有上市公司约11.97亿股股份,约占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总股本的31.66%,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王靖现担任北京信威董事长、总裁,持有北京信威36.97%股份。

王靖为何以如此让人惊异的方式进行借壳?

今年4月与王靖交流时,他曾对我透露,已经计划要在下半年完成上市,并以此为杠杆推进自身的实业快速发展。

早在2006年,还是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以下简称大唐电信)子公司的北京信威,就曾有望独立上市,但由于种种原因,上市被证监会否决并自此搁置。

直到2009年底,王靖以民资身份重组北京信威,这家公司才重新走回上市轨迹。

有业内人士透露,押注基础电信运营业务向民资开放,是信威全力扩张的主要源动力。此外,上市后有更好的估值参照,也能更有效使用国开行的配套资金。

改制:脱离大唐

一直到现在,王靖还清楚记得,2010年1月,第一次以董事长身份来到北京信威时的困窘场景。

他的车刚在北京中关村软件园7号楼北京信威总部停下,就听到一群人堵着门不断争吵,有人在大声喊着,“房租的水电费都交不起了,信威还是早点关门走人吧!”

当时,正是北京信威成立后的最艰难时局,也是McWill距死亡最近的一次险境。

在此之前,成立于1995年的北京信威,曾经是大唐集团的绝对中坚。成立之初,北京信威抛开欧洲已经发展了15年的GSM(第二代移动通信),开发出了中国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通信系统SCDMA,后来的TD-SCDMA和Mcwill都发端于此,在2003年信产部联合运营商全面推行“村村通”工程后,SCDMA一度被运营商大规模采用。

在此过程中,北京信威巅峰时期一度实现近20亿人民币的年产值,并已申请在深交所上市。

然而,随着时势流转,北京信威很快走到发展拐点。因为中国即将发放3G牌照,SCDMA的市场日落西山逐渐萎缩,但因为大唐集团的整体战略考虑,手握许多TD-SCDMA核心知识产权的北京信威无法分享这一3G蛋糕,甚至自身的SCDMA人马都逐渐被抽调到大唐电信上市公司(600198.SH)、大唐移动等其他大唐集团子公司中,投入巨资开发的McWill也还得于研发投入期。

短短数年间,北京信威销售额一路暴跌到不足1亿人民币,在2009年,整个公司从超过2800人降到只有近400人,而且亏损达近4亿人民币之多,上市申请也被证监会否决。

山穷水复疑无路,大唐集团决定放弃北京信威。“当时的大股东大唐集团找到公司高管和小股东说,McWill和信威已经不行了,他们将不再投入,任其’自生自灭’。”一位北京信威内部人士回忆说,“如果当时大家都放弃,那么信威可能将就此破产,McWill也自此而终。”

但在小股东和员工的一致反对下,大唐集团最终同意对北京信威进行改制。

同年10月,经股东介绍,王靖开始与大唐集团接触,并于当年底达成协议,斥资9500万人民币,获得北京信威41%股权,成为公司最大股东,大唐集团持股则由43%稀释到约19%。

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北京信威改制方案,这家公司从此由国有控股公司变身为民营控股公司。

此后数年中,大唐集团进行多次减持,目前已仅持股约6%,从北京信威的战略决策中彻底淡出。

拯救McWill

来到北京信威的第一天晚上,王靖和公司高管开会直到深夜,然后没有回家,自己和衣在二楼仓库里躺了一晚。

仓库的窗玻璃是坏的,但因为欠着房租,物管不肯换,王靖只能顶着寒风睡在了试验台上。

“那一晚我想了很多,我要怎样把McWill这样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好技术救活。”王靖说,让他决定注资接盘的原因,是在大唐集团准备撤场时,一位北京信威的朋友找到他哭诉,“他说我们中国人好不容易研发了这么多好的技术,好的标准,要是没人接手,眼看着就全完了。”

他所说的技术,正是McWill。McWill与LTE同属于第4代移动通信技术,一度被认为是WiMAX的有力挑战者,能够让用户获得更快的上网速度。

在大唐集团放弃之前,McWiLL与TD-SCDMA一直是一对“捆绑宣传”的双生子。在当时大唐集团高管对外的表述中,TD-SCDMA定位于为公众提供宽带移动通信业务,McWiLL定位于为行业客户提供不同层次需求的行业专网应用两者长期互补共存,互相促进发展。在此期间除了技术的研发外,McWill已于2006年开始现场试验网商用试验,09年完了相关行业标准制定。

问题在于,光有标准,没有产业规模应用,技术依然无法占有市场。在SCDMA发展的早期与TD-SCDMA发展早期,就曾因为没有产业应用的问题一度陷入僵局,而在减持之后,大唐集团与TD-SCDMA相关的宣传中也再难找到McWill踪迹,无法按照过去的运营思路,跟在TD-SCDMA的身后蹭饭。

于是,王靖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商量:我们需要改制。

怎么改呢?当然是全面地市场化。

“过去10多年时间里,北京信威一直是学院派的路子,只懂技术,不懂做产品,不懂做生意,改制之后,全部都改了过来。”一位在北京信威呆了10多年的老员工说,北京信威原来的高管团队,都是来自中科院、北邮、斯坦福等中美名校的学者和专家,上班时经常都是以“某某老师”相互称呼,觉得什么技术好,就关上门搞研发,至于产品好不好,卖不卖得出去,都只能碰运气,靠关系。

“比如SCDMA当初能做起来,是因为大庆油田的老总觉得需要一个中国自己的系统,所以给北京信威做了实验田,后来又遇上了电信南北拆分,南方网通需要新技术新产品支持的大环境,才有几年的销售红火。”这位员工说。

即使如此,北京信威依然没有抓住机遇。北京信威内部员工透露,在SCDMA形势最好的时候,完全是供不应求,地方运营商的老总经常跑到北京信威的工厂里守着,说生产下来的设备我全部拿走。但北京信威既没有扩大生产规模,也没有开放产业联盟形成产业合力,更没有对未来市场形势的变化进行足够预判,依然闭门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后来南方网通没有进一步扩大SCDMA规模,甚至逐渐萎缩,其实也与SCDMA自身已经无法支撑更大规模的发展不无关系。”

大转身

2009年,当大唐集团将McWill的运营主体–北京信威“赶出家门”时,绝对想象不到,这个一年亏损近4亿人民币的大包袱,在短短3年后,就摇身一变,成为1年实现24亿人民币净利润的大金蛋。

从2010年开始,北京信威开始大转身。

“王总来之后,跟大家强调的第一件事,就是市场化,技术的创新都要围绕市场目标展开。”一位北京信威中层员工告诉我。

一个例子是,过去,因为公共网络不够安全,很多地方政府都想搞行业专网,但是没有资金,搞不起来,北京信威也只是卖McWiLL的设备产品,面对巨大的潜在市场也束手无策。

后来,王靖则给地方政府提出,你政府不掏钱,我来帮你用McWiLL建一整套安全的专网,确保它的安全、稳定,并且负责维护,政府只需要让各个有需求的行业都有付费使用这张专网就行。

虽然只是简单的商业模式变化,从过去简单的卖产品卖设备变成了卖服务,但市场的突破口就此打开。在江苏、浙江、北京等省市,面向多个行业的共用专网已经逐渐成型,同样的业务模式正在向全国铺开。

与此同时,信威的企业文化也在进行调整。

王靖说认为,每个企业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存在意义,制定自己的企业文化,具体到北京信威和McWill来讲,就是“报效国家”。

“McWill是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安全的,领先的技术,而且具备可持续演进的能力,这样的技术,不仅市场需要,国家同样需要。”王靖说,改制后,北京信威将公司的发展方向与目标与国家战略放到一起,从而实现既为国家利益服务,也为自身找到了的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过去,McWiLL一直跟着TD-SCDMA走,市场规模狭窄,而在改制后,信威为它进行了更准确的市场定位,根据它自主知识产权、高保密性和高速数据传输的特点,开始重点发展特殊行业市场,以及地方的行业专网市场。

与此同时,过去北京信威一直是自食其力,自己做好产品就行,但改制后,信威开始积极融资,依靠资本力量加速发展,并向同行开放技术共同发展,市场规模得以迅速提升。

虽然无法与TD-SCDMA一样,在政策扶持下大规模扩张,但民资与生俱来的市场活力,让与它一母而生的McWill真正绝地重生,在改制3年中,以火箭般的速度进行扩张。

2010年,北京信威扭亏为盈,实现利润3800万人民币;2011年,利润增长到5.5亿人民币,2012年,增长到24亿人民币。而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在2011年,整个大唐电信集团的净利润也才只有14.72亿元。

海外的中国民资运营商

虽然进行了诸多的市场化改革,但由于McWiLL不可能与TD-SCDMA、TD-LTE等标准争夺公众通信蛋糕,所以国内的市场始终有其增长的天花板。

于是,王靖将目光投向海外。

北京信威撤销了国际销售部,成立了权限更大的国际中心,全面推进海外的市场拓展。

目前,McWiLL系统已在美国、俄罗斯、巴西、乌克兰、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日利亚、津巴布韦等全球近30个国家获得成功商用,特别是在柬埔寨、乌克兰、尼加拉瓜等国,已成功获得覆盖全国的运营McWiLL网络所需牌照及频率资源,开始进行网络建设和运营。

2011年8月,McWiLL成功获批柬埔寨王国移动4G全业务牌照及运营频率,首次实现了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通信技术全境覆盖并服务于一个主权国家,标志着McWiLL系统在全球运营、产业化发展战略进程中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

2012年4月,信威与乌克兰电信运营商Colisar公司成功签署合作协议,双方计划采用北京信威的McWiLL技术建设覆盖乌克兰全境的公众通信网络和行业专网并运营,为乌克兰公众及机构提供包括语音、数据、视频、集群以及互联网接入等在内的4G电信服务,协议投资超过10亿美元。

2012年5月,俄罗斯尼利特公司将采用McWiLL技术在莫斯科建网,投资总额达40亿美元。此项目是俄罗斯首次选用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通信技术来建设本国通信网络。项目完成后,除了提供公网服务外,还将向俄行业用户提供物联网和各类行业信息化服务及应急指挥、抢险救灾、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服务。

2012年11月,尼加拉瓜政府公布了全国电信全业务牌照全球公开招标结果,宣布尼加拉瓜电信网络将采用完全McWiLL技术制式,项目总投资达三亿美元,不仅标志着McWiLL技术全面进入中美洲电信市场,也预示着McWiLL技术全球规模部署与发展步伐日渐加快。

在北京信威的推动下,McWill目前已在全球至少30个国家展开规模商用,生机重新焕发。

2013-09-26

文 / 移动吐槽(zennew)

如何写好周鸿祎先生,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智力挑战。

讨厌周鸿祎的人,会称他为流氓教主,或影帝,而喜欢的人也会尊他为战神。

翻开周鸿祎的商业战斗史,人们早已厌倦了那一串串的名单,这里有失意者,亦有当红者,这就是商场,商场亦战场;命运裹挟下,每个个体都为着名与利,或是刻意隐藏,或是夸张演绎,忘了真我或本我,这就是人生,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提倡创新的周鸿祎,曾说过:成王败寇的文化让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不过,成王败寇的文化渲染氛围下,他亦难以免俗,金山网络CEO傅盛曾说过,周鸿祎只尊重强者,他的哲学世界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所以,别看他总是挤兑马化腾,他的内心未必会如此想,回看3Q大战,360铤而走险幸运的逃到便宜,但那几个晚上发生的故事,即便是今日回想起来,周鸿祎亦会心有余悸。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和,至少是相忘于江湖。所以,去年360与小米停战后,网上会流传出周鸿祎与雷军在央视某节目后喝茶的新闻。

迄今为止,周鸿祎最嫉妒,或是吃亏最大的,是李彦宏。当年3721流量与收入都超过百度,周鸿祎按奈不住内心的焦虑与恐慌,主动找到百度谈合作,他在李彦宏面前露怯,而彼时百度的现金流甚至出现问题,不过,那是05-06年的事情了。心急如焚的周鸿祎,没有李彦宏的淡然,抢先卖给了雅虎,却与搜索帝国失之交臂,再后来,李彦宏也成为了中国首富。

360做搜索,有商业逻辑的必然,亦有周鸿祎的情节所衷,有不忿,亦有证明自己的设想。3721与百度的竞争,最终落败,其中有命运弄人,不由得让人唏嘘。

错失搜索,其实也有其必然,说到底,周鸿祎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的内心充满焦虑与恐惧。有个故事可以管中窥豹,它发生在2003年,那时候非典肆虐,周鸿祎出差谈合作时,带上了防毒面罩。

因为,焦虑与恐惧,周鸿祎与3721错失了搜索,也因为焦虑与恐惧,成就了今天的周鸿祎与奇虎360。

奇虎360的安全卫士、杀毒软件还有浏览器,导航页,这一系列的产品(按照搜狗王小川的比喻,叫“三级火箭”),基础便是“焦虑与恐惧”——奇虎360与它的典型用户关系,如同我们所见的“医患关系”。医生总是专业的,但患者却因为一无所知,而焦虑与恐慌。

所以你会看到,360的弹窗总会提醒用户,需要安全升级。在与用户保持沟通,建立联系时,它的形象总是威严的、专业的。

今天的360安全大会上,周鸿祎说,“今天给普通用户做调查,他分得清什么是安全吗”?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悲凉,却又那么现实。这句话的一个背景是,中国互联网用户大都是“小白屌丝”,他们一无所知,其实Hao123、QQ的成功也是源于他们。

就如同我们时代的医患关系一样,对于360的评价也会毁誉难辨。喜欢360的人会称颂它,够专业,保卫安全,不喜欢360的人会骂它,唬人牟利。人们对电脑、互联网的病痛认知,与大家对自己身体的各种病痛认知一样,有高,也有低,即便是同一个医生,也有称他是良医,也有骂辱没医德。

曾国藩曾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这句话适用于所有的互联网大佬,以及所有的互联网大公司。周鸿祎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或许看得很清,所以,他也不会在意外界对他的非议,所以,他习惯我行我素。于名,周鸿祎看起来很淡。但周鸿祎并不是个洒脱的人,有份执着,也有份睚眦必报的心。譬如,他对背负多年的“流氓软件之父”这一骂名耿耿于怀,又譬如,他与傅盛说不清道不明的陈年往事,每每说起,总有怪怪的味道。

有个小故事,傅盛离开360后,他与360有期权等纠纷,奇虎上市后,周鸿祎象征性地给傅盛账户打了一块钱。傅盛不受其辱,还想与360纠缠,有人劝他说,有功夫与老周扯皮,倒不如把精力放在金山网络。前不久,腾讯增持金山网络,傅盛也是获利不少。

周鸿祎与傅盛的恩怨模式,放在当下,也可以来看他与王小川的恩怨。公司层面的竞争,最终转移战场演变成个人私怨。奇虎360究竟为何错失搜狗,这个故事众说纷纭,搜狗与腾讯联姻后,气势咄咄逼人,周鸿祎也在昨天将火烧到了王小川身上。

历史与真相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搜狗会说一个,周鸿祎也会说一个。但周鸿祎的势能与辩论力总是强过他人,因为他的姿态更低,个性更鲜明,更因为有他耿耿于怀的“流氓软件之父”的骂名垫底。

周鸿祎的演讲能力,冠盖京华。与其他商人一样,他也会口吐莲花,谎言连篇,只是大众都善于遗忘。2008年是周鸿祎的最艰难的一年,那一年有太多危机,傅盛与他的个人问题,祸起萧墙,也是那一年,他把“朋友”刘韧送到了监狱。

周鸿祎朋友很多,其实也很少,这是江湖。与360合作的卡巴斯基、91等都没有尝到好处,这一系列的故事,让人有了360没朋友的定论,这或许也是360错失搜狗的根本原因,毕竟前车可鉴。其实,商业世界是利益导向,“朋友”是个不合适的词。雷军与周鸿祎相识很早,雷军夫人亦是周鸿祎的同学,不过,这并不能阻碍金山网络与奇虎360的势同水火,而360战小米的时候,周鸿祎也会引火烧向雷军个人。

傅盛、马化腾之间,夹着雷军。当年360咄咄逼人,对弈金山毒霸,围城十月不留死角,最终让金山公司破釜沉舟,再后来便有了腾讯与金山网络的故事。其实,周鸿祎未必不懂得“善兵者,围城必阙”的道理,只是奇虎360的战争机器一旦运作起来,必然如此——关于360免费经济学的概括里,周鸿祎曾说过,安全没有增值服务,没有不安全、安全、更安全的三种状态,只分安全与不安全。这种二元世界观,其实也是奇虎360的企业基因——企业只有生与死,外部只有敌人与朋友,就如同我们的读者读到这篇稿件只会将它分为:黑稿、软文两种状态。

企业创始人的性格最终延伸成为了公司性格,同样的,周鸿祎好战好勇,喜欢玩CS的性格,也最终落地成为奇虎360的文化。奇虎360,在老周豪华创业之初的迷惘之后,抓住了360安全卫士这一救命稻草,单点强压,一路厮杀,佛挡杀佛,最终突出围城,有今日,靠得就是战。

这是家充满狼性的战争机器。战争机器的运作,需要不断的有敌人,所以,奇虎360上市后,周鸿祎也很害怕这家公司患上大公司病,奇虎360最需要军心,一鼓作气。

战争需要敌人,公司亦需要竞争者,但关于360以及周鸿祎的战争,从商业逻辑上来说,始终有两个目的不明的战役:首先,奇虎360模式与百度一样,都是流量变现,与腾讯模式相去甚远,为何是先打3Q,再有它与百度的搜索持久战?其次,360与小米公司,相去甚远,为何要向小米开火?

关于前者,我们的答案是,360牢牢控制着流量,但做搜索,也需要技术储备,是持久战,360善于闪电战,3Q是上市前造势所需。而后者,一位360出来的高管说,就是周鸿祎嫉妒雷军,加上腾讯与金山网络的渊源,更何况,360战小米,正值金山网络猎豹浏览器发布期间,多少有些“围魏救赵”的意思。

当然,复盘360与小米的战争,我们认为,除了上述原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360上市后,多少有些军心涣散,与雷军、小米之争,其实也是周鸿祎对奇虎360进军搜索市场,打持久战前的一次小规模战争,也算是战前动员。

非生即死,非友即敌的二元世界观下,也让360与搜狗的战争成为必然,而周鸿祎与王小川,也并不会因为张朝阳的存在而缓和太多。即便是周鸿祎去年主动找雷军喝茶修好,但近期,奇虎360也在密切接触珠海的魅族与黄章,即便面对金山网络、腾讯、百度、搜狗等众多公司的竞争强压,周鸿祎是不会忘记那句话,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今年3月,因为《每日经济新闻》的那篇报道,奇虎360召开了记者会,《钛媒体》的记者写道,“台上的周鸿祎仍然那么侃侃而谈,但鲜有的不轻松,回答问题时也不够轻松,听到最多的表达是‘敌人在害我’,而当记者问到他是否有任何依据证明是敌人在害,是否有些诛心之论,他居然,也会有一时语塞,然后缓缓说“那是你的感觉”!”记者赵何娟说,“我隐隐的觉得,面对各方涌来的批评之声,他这一次是真的被打蒙了,这在身经百战,向来逼着对手打的周鸿祎身上,很少见”。

这篇稿件的视角独特,标题叫《周鸿祎的轮回》。

二元世界观,让周鸿祎与奇虎360走到今日。2013年,对于周鸿祎或奇虎360来说,必然是艰难的一年,搜索始终是持久之战,王小川一改往日搜狗的温和之气,开始磨刀霍霍,而另一旁的金山网络也在伺机出击…

搜狗与金山网络的共同大股东,是腾讯公司。即便是今天,问到周鸿祎与360的话题,马化腾都会心中燃起莫名怒火,他的言辞,总会有些激动。3Q大战,马化腾与周鸿祎的恩怨难以化解,这也便有了入股金山网络与搜狗的故事。这种情绪与商业利益的合力下,说不定,金山网络与搜狗的合并,亦会自然发生。

公司上市因为战争,而今日的四面受敌,也因为战争。只不过,彼时3Q大战,成名已久的周鸿祎还是光膀司令,而今天,360却已然登录美股,有时候,他也需要西装革履,尽管,直到今天,他依旧习惯性的红衣一身,休闲便装。

周鸿祎与他的奇虎360,没有化剑为犁的一天,但他的故事已经足够精彩。只是,战场总要分出胜与败,但常胜之师却是少见。

2013-09-22

文 / 王云辉

中国有科技寡头吗?

寡头有很多种,从商业上来讲,主要指掌握着庞大的资源与资本,在实际上控制着行业命脉的极少数企业。

在寡头形成了垄断的市场,只有少数几家厂商供给该行业全部或大部分产品,每个厂家的产量占市场总量的相当份额,对市场价格和产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厂商数量少,厂商相互依存,价格稳定,厂商进出不易。

所以,即使规模够大,实力够强,但如果对行业没有足够控制力,依然无法被定性为寡头,比如联想,比如中兴、华为。

寡头往往诞生于行业的价值链的最上游或最下游。上游者以绝对的技术统治力量,制定行业规则,比如在传统IT时代,英特尔+微软的联手,一度让整个世界都只能跟随其脚步前进;下游者则挟用户以令市场,比如当前的互联网巨头们,费尽心机争夺的正是”用户入口”四字。

在中国,由于在工业时代和IT时代的缺课,一直鲜有强大的上游企业出现,即使有,也大多是只能在细分领域,或是称霸一城一地,难以像英特尔、高通、微软、谷歌一样能枝蔓遍世界,覆荫全行业。

因此,中国的科技寡头,大抵都还是在”力争下游”。

如果把时间倒回到10年前,毫无疑问,当时的寡头是三大运营商。

从本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到2012年以前,在长逾10年的时间里,整个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生态链,都基本依附于运营商。

在游戏、电商、行业应用等商业模式成功奠定根基之前,整个中国互联网正是靠着运营商的哺养,才渡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刻。

它们的服务器放在运营商的机房里,通过运营商的带宽和用户分发,提供给数以亿计的用户使用,并通过运营商的计费通道获得分成收入。

自然,为这个生态系统厘定规则的话语权,也牢牢掌控在运营商手中。这形成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现实:中国最具自由精神、最为开放的行业,实际上却被三家超级国企所主导。

但现在,形势已经变化。

高度市场化的互联网,注定不会为流程长、机构复杂、决策缓慢的运营商所束缚,一旦技术与环境适宜,它们就会挣脱枷锁,重构游戏规则。

随着互联网自身的繁荣,以及对各个行业的不断渗透,创造性的商业模式,以及与传统商业的融合不断出现,互联网的生态越来越走向线下,越来越社会化,而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线上信息应用。

手机内置、应用商店等新的渠道,让运营商的渠道优势不断弱化,而网络支付和手机支付的繁荣,更让互联网彻底摆脱了运营商的钳制,最终彻底走向OTT,将运营商”管道化”。

于是,中国的互联网乃至科技领域的话事者,也已经轮换。可以看到,伴随自去年以来的大批并购,以TABLE(腾讯、阿里巴巴、百度、雷军和周鸿祎)为核心的互联网巨头,正在加速瓜分互联网的版图,并划分出各自的阵营和地盘。

它们,正在取代运营商,成为中国新的科技寡头。

在新的生态下,新的科技公司成长,正变得越来越艰难,因为不但需要创新,也需要在这个寡头竞争趋势越来越强的生态中,既要寻求站队避免成为寡头战争的炮灰,又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避免被人一口吞下。

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搜狗和王小川,能够在搜狐、阿里、腾讯、360之间合纵联横,维持对自己最有利的微妙平衡。

可以预见,未来至少3-5年内,中国的互联网的最重要的变化,都将只会是这几家寡头的棋盘落子。

再往后看,改变格局的力量将来自何方?源生于互联网自身的企业或许已经机会渺茫,更有可能成为新寡头的,或许将是互联网与手机、可穿戴设备、物联网等硬件,或是与传统的工业、商业、金融业或其他领域融合嬗变之后,所催生出的跨界企业。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科技杂谈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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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7

文 / 西山竹语

电信运营商中层干部的包身奴化,是行业发展乏力和竞争低水平的一个重要致因。

作为市场经济与行政权力杂交特征最明显的领域之一,近年来,中国电信运营行业的组织活力越来越趋于僵化,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现实。其突出表现是:

1,市场竞争的水平和层次越来越低,价格竞争成为主要竞争工具。

2,业务创新僵滞,被互联网远远的甩在后面。

3,组织结构变形,在各个领域成立独立公司,但很多定位模糊,职能重叠,内部牵制力不断增大。

4,公众形象急剧下滑,垄断恶名和暴利机器不绝于耳。

5,基层职工待遇经年不变,内部矛盾日益突出。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自身机制僵化,不适应新的形势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运营商中层干部工作能力失效——中层干部逐渐成为管理高层追逐自身权位和利益的私人化工具,即成为高层权力的包身奴。

所谓工作能力失效,并不是说中层干部个人素质和知识素养不能满足岗位要求,而是说,他们作为理性个体,从趋利避害的角度,做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无奈选择。

于是,一些有思想和想作为的中层干部,要么选择同流合污,要么选择离开。

包身奴最显著的职场体现,是在流程设计上,公司高层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确保了作为包身奴的中层,确保与高层利益需求的一致,以及与高层之间的风险共担。

包身奴的另一个显著职场体现,是不能有自己的主动思考。如果高层有指示和要求,即使是只言片语甚至暗示,包身奴也会放大这种要求和指示,并推动执行;如果高层没有指示和要求,则可以放心的把屁股对着市场和基层。

显然,这是一种越来越趋于高度集权的企业体制,所有的事情,都命悬于一个或者少数高层。

这造成的情况是,从财务流程到人力资源,从采购到营销,从网络到市场,从综合到战略,所有人都在翘首张望,高层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指示和要求。

对于那些高层还没有“临幸”的部门和条线,最保险的选择成了不作为。

在中国电信运营企业里,包身奴现象为何越来越严重?

一个关键原因是,在企业晋升和考核机制设计上,高层通过不断引入同僚和同级竞争机制,剥夺了中层干部的选择自由,高层甚至能够随时剥夺中层们的任何既得个人利益,俗称:归零。

这种能够把一个职场人随时归零的威慑,使得中层干部们在遭遇高层不正当决策和压力时,只能选择依附或者离开。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这导致的结果是,中层干部缺少稳定的机制设计,无法形成一个类似官场文官系统一样,相对稳定的职业经理人集体,无法对抗来自高层的随意性。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第三方力量,对电信运营商企业的中层提供支撑,这种包身奴的趋势将只能越来越深化——最后,集体性的腐败和集体性的僵化,就只能愈演愈烈,行业竞争也只能趋于白刃化,低水平竞争将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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